毛坦厂最有名的毕业生是19岁的徐鹏，他是毛坦厂中学唯一一名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他身材瘦削，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睛。虽然看上去不像是受虐狂，但是他说，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想去一个“严酷的地方”。到毛坦厂后的头两年，徐鹏决定，他必须培养强烈的自制力。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课间、上厕所、在食堂里，他都会做自测。高考前，徐鹏躲在六安市考场附近的一家酒店里，48小时没有出门。这种额外的努力可能产生了效果，徐鹏考上了清华大学。图为徐鹏在清华大学的教室里。
上了清华大学后的徐鹏说周围的很多学生都来自中国城市的精英阶层，他们富裕、谙熟世事、使用iPhone手机、拥有航空公司的里程卡，而且对《哈利·波特》和《生活大爆炸》有详细的了解。“这里没有规矩，”他说。“第一学期我很困惑，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要做什么。”徐鹏读的是工程专业，现在正在学着享受新事物：和朋友一起消磨时间、做义工，周末去逛公园。“我学习还是很努力，”徐鹏说，他想去美国读研究生。“但现在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毛坦厂是一座僻静的小镇，坐落在中国东部省份安徽，周围是沟壑丛生的山峦。毛坦厂中学是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之一：这是一所强化记忆的工厂，有2万名学生，人数是该镇的官方人口的四倍。他们不分昼夜地学习，为俗称“高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做准备。图为晚上11点之前，毛坦厂中学的学生们走出校门。
毛坦厂中学是1939年日军入侵安徽省会合肥后创办的，当时是作为接收逃离战乱的学生的临时学校，条件颇为简陋。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后，毛坦厂中学成了一所永久性的学校。但半个世纪后，随着中国沿海经济的繁荣，毛坦厂中学成了一个遭到冷落的空壳。它被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掏空了，债台高筑。它的复活则源于中国1999年做出的一项决定。那项决定的内容，常被称作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中国各地的城市已经涌现了大量备考强化学校，但毛坦厂仍然独一无二。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一产业城镇，出产的是应试机器，就像其他一些专门生产袜子或圣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心无旁骛。图为校园一角。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而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被农田和工厂生活所局限，能靠努力学习和高分来改变家庭的命运。毛坦厂中学满足的主要就是此类学生的需求。它被隔绝在安徽的山脚下，距离最近的城市有两小时路程，以屏蔽了现代生活的干扰为傲。学生不准使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大约一半的学生住宿舍，房间里特地没有装电源插座；不准谈恋爱。另外一半学生住在镇上，大多与母亲一起栖身在狭小的隔间里。当地政府已经取缔了一切娱乐场所。这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的小镇。
为了提高孩子在高考中金榜题名的机会，来到毛坦厂居住的近万名家长几乎什么事都愿意做。很多母亲缺乏正规的教育，然而最热心地执行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的，也正是她们，比如禁止毛坦厂居民在学生们睡觉的时间看电视、洗衣服或碗碟。几年前镇上曾经开了一所网吧。由于可能会分散学生们的精力，母亲们帮助学校进行了抵制，最终迫使网吧关门。
杨威的成绩下滑时，妈妈没收了他的手机，还让他一直学习到深夜，自己就坐在他身旁做带有蝴蝶和鱼图案的十字绣拖鞋。白天，林佳敏会卡着时间做饭，好让开饭刚好赶上课间，这样儿子狼吞虎咽时就不会浪费一点点的学习时间。“我们得把事情做全了，”林佳敏说。“不然就总是会怪自己。”图为母亲在为孩子们准备饭菜。
杨威（音）是毛坦厂中学的高三学生，父亲是桃农。三年来，杨威每天早上冲去上6点20开始的第一节课，晚上10点50最后一节课结束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周末也不例外。他整整一周中唯一的空闲时间，仅有三个小时。“如果把我过去三年做过的所有模拟试卷连在一起，都可以绕地球一周了，”他苦笑着说。图为杨威和他的爷爷一起住在毛坦厂中学的一间宿舍里。
虽然一直在参加模拟考试，杨威的分数却在下滑。杨威的母亲林佳敏（音）辞去了制衣厂的工作，来支持他最后一年的备考冲刺。图为杨威的试卷习题。
毛坦厂中学的班主任是清一色的男性，对学生进行军事化教育，并经常施加惩罚；他们能否保住工作岗位，能拿到多少奖金，均取决于他们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能力。安保人员驾驶着电瓶车和摩托车，在占地面积近千亩的校园里巡视。教室、宿舍乃至镇上的主要路口均都安装着摄像头，监视着学生们的一举一动。校长助理李振华说，这种“封闭式管理”能起到效果。图为一位学生在电话亭里。
在毛坦厂的校园里，积极性最强也最疲惫的人，或许就是这里的500名教师了。他们的饭碗系于学生的成绩。该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是中国普通公立学校的两到三倍，奖金常常会和工资一样高。每有一个学生被一类大学录取，六个人组成的教师团队（一个班主任，五个不同科目的教师）就能获得500美元的奖金。“他们挣钱很多，”杨威说，“但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图为父母在等待孩子们放学。
毛坦厂每个宿舍里住着10名甚至12名学生，全都是上下铺。窗口覆盖着丝网，一个学生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宿舍几乎没有什么设施——没有电源插座，没有洗衣房，在去年修好一个独立的澡堂之前，连热水都没有。学生表示，这里倒是有一种高科技设备：电子指纹扫描仪。教师每晚都扫描一下指纹，表示自己已经按规定查了房。1998年时，只有98名毛坦厂中学的学生达到了本科院校录取的最低分数线。15年后，学校有9312名学生达到了本科线，还想努力在2014年突破万人大关。图为学校里的一块板子上列出毛坦厂中学考上大学的学生名字和学校。
尽管这座镇子将备考转变成了死记硬背和不断重复的机械程序，但是毛坦厂仍然充斥着走投无路之际产生的迷信和风俗。许多学生都有某种“护身符”，比如红色内衣、安踏牌的鞋子（对勾形的商标让人联想起正确答案），或者从学校大门外的商贩那里买到的“健脑”茶包。镇上最畅销的营养品是“脑清新”和“六个核桃”。杨威的父母好像并没有特别迷信，但是他们愿意支付很高的租金，就为了住得离神树及树下大约三尺高的香灰近一些。杨威复述了一句当地的说法，“不拜树，考不出。”图为杨威的母亲点了几支香，把它们插进灰里，前后晃动着脑袋，口中念念有词。她旁边的一名妇女在烟雾中轻轻晃动一袋鸡蛋——由于形状像脑袋，鸡蛋被当做智力的象征。
高考前天晚上，毛坦厂几乎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祈求。两名身穿校服的女孩跪着爬上了长长的台阶，一直挪到毛泽东像前，每走一步都要叩首，仿佛是在求皇帝开恩。在神树前，有数十名家长和孩子祈福。他们点燃最后的几柱“状元香”，而那堆炽热的香灰还会继续烧一整夜。走过街角，停着几十辆大巴车，准备第二天早上送毛坦厂的一万多名考生赶赴考场。它们的车牌尾号都是8——这在中国被认为是最幸运的数字。图为家人放孔明灯为考试的孩子祈求好运。
上午8时08分整，第一队大巴驶出了毛坦厂中学的大门，穿过由加油打气的家长和镇民所组成的人群。过去，这支队伍行进时会伴随着轰鸣的鼓声和鞭炮声。今年，根据学校要求，这种送考方式取消了。但有些习俗仍然得以保留：头车的司机属马。这不仅代表着当年的生肖，而且还讨了中国谚语“马到成功”的彩头。当天结束的时候，毛坦厂会空空如也，里面既没有学生和家长，也没了以他们为收入来源的店主。图为学生们坐上大巴离开学校去附近的一个城市里参加高考。
中央政府正在推动改革，以减少学生的课业负担、让课程设置不仅限于核心课程，并允许各大院校考虑高考分数之外的因素。然而，政府的努力不仅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的阳奉阴违，还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减压可能会不利于自己孩子的考试成绩，危及他们的前途。“没人愿意放弃它，因为高考仍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图为父母为孩子们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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