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
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
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
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
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
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
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１２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
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
我没有去。”

    137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
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
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
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
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
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
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
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
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
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
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
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①。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
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
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
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
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①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
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
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
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
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
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
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
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
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
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
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
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①。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
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
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
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
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
“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
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
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
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
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
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
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
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
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
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
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
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
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
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
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
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
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
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
“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
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
（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
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
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
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
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
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
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
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
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
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
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
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
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
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
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
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Ｃ（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
了几个，等到六时Ｃ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
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
处，是Ｃ·Ｙ·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
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①。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
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
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
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
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
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
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①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
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
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
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
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
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
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②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
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
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
“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
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８２１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王淑兰６０年代的回忆。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版，第１７２页。

    144

    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
“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
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
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
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
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
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
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
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
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
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
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
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
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
《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
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
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
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①。此前已有五届毕业
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
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
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
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
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
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
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
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
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
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
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
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
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
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
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
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
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
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
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
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
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
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
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
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①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
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
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
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
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
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
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
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
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
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
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
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
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
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
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
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
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
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
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
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
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
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
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
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
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
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
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
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
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
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
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
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
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
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
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
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
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
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①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
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
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
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
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
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
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
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
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
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
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
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
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
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①
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
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
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
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
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
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②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
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
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
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
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
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６３１毛
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林伯渠日记》（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
１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林伯渠日记》（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152

    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
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
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①。他
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
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
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
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
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
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
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
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
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
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
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
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
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
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
认为条件不成熟。”①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
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
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
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
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
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
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
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①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
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
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
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②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
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
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
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③。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
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９３
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

    ②

    ③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版，第３０４、３３８页。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８７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155

    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
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①。
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
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
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
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
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
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
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
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
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
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
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
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
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
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
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
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
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
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
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
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
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
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
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
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
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
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
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
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
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
‘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
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
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
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
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
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
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
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
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
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
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
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
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
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
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
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
《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
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
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
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
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
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
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
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
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
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
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
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
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
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
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
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
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
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
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
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
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①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
题，农民武装问题”②。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
《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
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
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５４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

    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４日。161

    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
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
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
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
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
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
《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
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
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
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
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
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
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
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
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①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
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
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
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②怎样实
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
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
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
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③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
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
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７４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

    ②

    ③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２日。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

    163

    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
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
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
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
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
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
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
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
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
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
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
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
“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
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
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
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
选总书记。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
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
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
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
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
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
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
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
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
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毛泽东预感
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
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
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
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①山雨欲来
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
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
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
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
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
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①。六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
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
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
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
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
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
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
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
得和他大闹一场。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
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
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
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
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
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①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
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
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
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
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
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
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
“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１．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
难办到。２．此外尚有两路线：ａ．上山；ｂ．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
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