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

　　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工作时，特科已有三年的历史了。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神秘色彩的名称，出现于１９２７年。其始作俑者，便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最先从事军事活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１９２６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在武汉设立的“特务工作处”。１９２７年春夏之交，宁汉合流，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样，中共中央在武汉的各机关便陆续撤至上海。１１月间，周恩来也由广东潮汕前线辗转回到上海，并负责主持中央保卫工作。面对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类似武汉“特务工作处”的机构，这就是后来的中央特科。

　　按当时规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做好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安全的工作。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同时兼及党的长江局、北方局、南方局所在地武汉、平津、香港等处。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中心。这里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事业集中，有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战斗力极强的工人阶级队伍，有一大批云集此地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广泛而良好的开展革命活动的群众基础。因此，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共中央在近１０年时间里，基本上以此地为依托，指挥和领导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但上海又是闻名中外的畸形城市，是近百年来外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奴役、压榨中国人民的主要基地，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既有殖民者“国中之国”的租界地，又有他们的殖民政府“工部局”和维护他们殖民统治的工具“巡捕房”；国民党政府也在这里建立了一整套法西斯统治机构，驻派重兵，设立警察、宪兵、特务机关。除此而外，还有一大批地痞、流氓、帮会等黑社会势力，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支持下，充塞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上海社会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给革命活动带来了某些比较有利的条件，革命者可以利用租界地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及其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利用全市人口复杂、不查户口等各种社会空隙，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但另一方面，上海的敌情复杂，统治力量强大，中外反动势力既有矛盾和冲突，又互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力量。租界之内军警遍地，统治森严；而国民党统治区即所谓华界之内，军、警、宪、特更是张牙舞爪，杀气腾腾。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都设在租界，但国民党特务警探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探相勾结，共同缉捕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同时，他们还利用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搜集破坏中共在上海的各种机关。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等人都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并遭到杀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决定采取相应对策，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

　　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随后，周恩来即将一些曾在武汉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过的同志集中起来，以他们为基础，又从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中选出一批优秀分子，在中央特别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专门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的“红队”。于是，在隐蔽战线上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央特科，应运而生了。

　　中央特科成立以后，为适应工作的需要，逐渐扩大组织机构。至１９２８年春，已经建立了四个科：

　　一科负责总务事项，它的经常性工作包括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同志安排住处，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租家具，打铺保，做生意，以及对牺牲烈士负责收殓、安抚等工作。

　　二科为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开展反间谍工作。该科成立于１９２８年４月，先后在其中工作的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寿昌和陈养山、刘鼎、柯麟、贺诚等同志。潘汉年奉调进入中央特科，即被任命为该科科长。

　　三科以“红队”为基础，主要任务是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进行。“红队”亦称“打狗队”，当年曾以四条手枪闻名上海滩。“红队”镇压叛徒特务的斗争屡屡得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的工作。

　　中央特科这四个科各司其责，互相配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长期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业绩。

　　由于工作的特殊，也由于环境的险恶，潘汉年自从调入中央特科后，似乎销声匿迹了。朋友们有时许久见不到他，还以为他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即便偶而碰到他，他也只是笑笑，点点头，最多不过三言两语打个招呼。“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他成了一个神秘人物。潘汉年在《幻洲》时结识的朋友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潘汉年同志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目，写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潘汉年调任“特科”之时，正是中共党内的多事之秋、危难之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在清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之后，又出现了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路线。１９３０年９月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刚刚过了１００天，又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产生了更左的被称之为王明冒险主义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这条路线在中共党内统治了长达４年之久，对党、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就在王明路线上台之际，作为中央特科的一名骨干，潘汉年既要履行特科的神圣职责，维护党的团结，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又要尽力抵制错误领导，保护受迫害的同志，可谓任重道远，步履维艰。

　　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令潘汉年伤透了脑筋。

　　一件事情是，四中全会后不久，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２４位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重要干部，因叛徒告密，先后在旅社和家里被捕。而此时江苏省委机关正在开会。潘汉年从中央特科处获得了这一情报，便冒险赶到省委，向王明等人通报。潘还要求省委立即停止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营救被捕的同志，还幸灾乐祸地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们的被捕是“咎由自取”。２月７日，何孟雄等２４位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噩耗传来，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以纪念牺牲的烈士，又为王明所阻挠。这一幕，在潘汉年的心间，留下了深刻的伤痛。

　　另一件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对四中全会米夫扶植王明上台表示不满，也由于王明的专横跋扈，引起了党内的严重对立，出现了罗章龙的分裂主义。罗章龙曾出席中共三大、四大、五大，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重要职务，在中共党内资深位高。以罗章龙为代表，包括王克全、张金保（女）、徐锡根等人，他们虽然竭力反对四中全会，但却利用不正当手段，进行分裂活动。他们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并拒绝交出党内的有关文件、记录、物品和经费，还偷偷地将全总印刷厂搬走。更有甚者，他们还寻找借口，跑到中央所在地吵闹。有一天，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王克全带领数人闯进江苏省委秘书处，威逼秘书长刘晓交出党内文件与钱财。他们高声叫骂，大吵大闹，使秘书处这一秘密地点成了是非之地。正在危急关头，刚调入中央“特科”不久的潘汉年，突然出现在王克全面前，他义正辞严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并告诫他们，如此吵闹下去，一旦惊动了国民党特务，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他的批评劝说，王克全等人也怕万一出事于双方都没有好处，只得离去，一场危险，就这样平安过去了。

　　最使潘汉年难以忘怀的是顾顺章的叛变事件。顾顺章原名顾凤鸣，是上海宝山县白杨人。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少年时喜欢习武，能玩一手好魔术。由于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积极，被选调上海总工会工作。１９２７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特科的第一任部长，并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顾具体负责党的保卫工作，因此，对党的重要机密了解极多，知道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

　　１９３１年３月，顾顺章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从上海来到武汉。张国焘、陈昌浩走后，顾继续留在武汉，打扮成一个魔术师，在街头巷尾耍魔术，与三教九流联络，有一次演出时，被叛徒指认，于４月２４日被捕。顾是一个软骨头、胆小鬼，被捕后即变节投降，很快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地址，使机关全部遭到破坏，１０多位同志被捕牺牲。顾还嫌邀功不够，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向蒋提供更为秘密的情报。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连续６次密电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因这天正好是星期六，徐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于是，密电落到了机要秘书、潜伏于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手里。钱将电文译出后，连夜派人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周恩来得知消息，下令将中央的秘密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全部转移。４月２７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顾除了出卖已经被关押于监狱里的恽代英外，还把中共中央机关及其重要负责人在上海的地址一古脑儿告诉了敌人。由于事先已有准备，敌人妄图在上海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大搜捕扑空了。

　　潘汉年目睹了这次事件突变的全过程，对党的隐蔽战线上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他一面参与中央机关和有关负责同志的大转移，一面参与了内部的清理工作。当时顾顺章的家属也在上海，其家属在顾顺章叛变后仍与他保持联系，而顾的岳父母又都在中央所在地任炊事员，这些人明里暗地还在向顾提供情报。有鉴于此，中央特科执行了组织措施，惩处了内奸，消除了隐患。潘汉年自始至终参与其间，为党立了大功。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特科进行彻底改组。原先和顾顺章在特科工作过的主要负责人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同志，必须立即撤离上海、南京，转移到其他城市或潜赴苏区。根据中央决定，新的特科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总负责，并兼任一科科长；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

　　陈云原名廖陈云，上海青浦小蒸乡人。早年任职中华书局。“五卅”运动期间，陈云积极参加“三罢”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从事工农运动。１９３０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特科改组后，潘汉年就直接接受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但当时周的主要精力在中央，陈则调总工会工作，特科的许多具体工作，不得不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１９８１年冬，在回顾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在肯定了中央特科的重要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 “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

　　潘汉年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他独当一面，将特科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同志们称他“神通广大”，他含笑默认了。他的“神通”到底有多大？他的“神通”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潘汉年担任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即情报科科长一职，原由陈赓担任。特科工作中，以搜集情报作为其中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潘汉年接手特科领导工作后，用极大的精力将已经因顾顺章叛变而失去功能的情报网点恢复和组建起来。他先后在英法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等要害部门重新编织情报联络网点，开辟了更多的情报来源。

　　向忠发被捕、叛变投敌的真相就是通过潘汉年的情报网点搜集到的。向忠发又名仲发，原籍湖北汉川，生于上海。年轻时曾在汉阳兵工厂、武汉码头当工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 “左”倾思潮泛滥，工字当头的革命者，受到了特别的青睐。这个工人出身能说会道的向忠发，很快被看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党的“六大”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总书记。但这位总书记既缺乏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没有统筹全局的领导才能。但作为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在国民党特务掌握的花名册上，被列于首位。顾顺章叛变后，向忠发自然成了国民党特务猎取的重点对象。

　　为了保护这个总书记，中央特科曾安排他住过周恩来在沪西小沙渡的秘密寓所。因为向忠发生活作风不好，又不守纪律，周恩来一再关照他，不要轻易外出，向忠发把周恩来的话当作了耳边风。６月２１日，他擅自外出过夜。次日早上出门，在静安寺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当即被抓走。

　　向忠发到哪里去了？中央特科通过潘汉年领导的黄慕兰先从法捕房去探听。很快，黄从捕房翻译那里获悉：一名有金牙、断指、５０岁开外的中共头头，刚刚被捕房捉来。这个人不正是向忠发吗？黄是潘汉年安插在租界的内线，得此情报便迅速告诉了潘汉年。潘立即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准备组织营救，并打算用重金收买法捕房人员阻止引渡。但这一打算未能实现，向忠发被引渡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

　　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原为政学系骨干，与国民党Ｃ·Ｃ系历来有纠葛，于是撇开陈立夫、陈果夫所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向蒋介石密电邀功。蒋接电后，喜出望外，但怕发生意外，立即电令熊式辉将向忠发就地秘密枪决。２４日，向忠发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枪杀。

　　向忠发被枪杀后，上海党组织准备发动追悼纪念活动，举行飞行集会以抗议国民党暴行。不料在几天之后，潘汉年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情报。原来，向忠发在引渡之前，就已经叛变投敌了。他供出了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所住的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致使陈琮英以及张越霞、张纪恩等先后被捕。向还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人的秘密住处。为了证实这一情报的可靠性，潘汉年又从上海警备司令部内线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亲自交给周恩来，周审阅了这些抄件，确证向已经叛变投敌，于是取消了预定的悼念活动。

　　潘汉年利用这些可靠的情报有效地保护了中央领导机关，也有效地保护了许多同志。一位与潘汉年同年参加革命，在白区与潘汉年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陈修良，在她所撰写的《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生动地记述了潘汉年救她脱离险境的经过。书中写道：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啊！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精细。

　　“１９３１年４月间，团中央书记关向应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张字条，上写：‘明日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这分明是组织上发出的紧急通知，要我在明晨六时前逃离这个地方。我看毕字条，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装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五时许，手拿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巡捕看我是一个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让我溜走了。

　　“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那天早上六点后，果然有大批巡捕去搜查了我的住房，幸一无所获。这场灾难得以避过，我事后知道原来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及时派人来通知我的。是谁派人送来的条子，除了潘汉年，还有谁呢！”

　　潘汉年在保护了陈修良之后不久，又利用其可靠情报，保护了党内另一个重要人物张浩。张原名林育英，又名林仲丹，湖北黄冈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１９２５年回国后历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汉口市委书记、湖南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满洲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２年后，张浩被调到上海，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书记。他一到上海，国民党特务的魔爪，通过党内叛徒，悄悄地伸向了他。

　　事情的前后经过，潘汉年都了如指掌。当时，有个名叫沈寿亚的人，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的文书，此人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人称“老枪”。潘汉年对这支“老枪”很重视，自从与他发生联系后，便要他长期隐蔽下来，争取吴开先信任。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间，“老枪”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特别行政科，担任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是向国民党自首的共产党员叛徒的登记表。潘汉年授意他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妥善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采纳，吴决定由沈寿亚专管自首登记表。没有多久，沈发现有个叛徒秘密自首，向敌人提供了张浩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保持联系，了解张浩上下左右关系，好一网打尽。潘汉年得此情报，又向沈取了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翌年，张浩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１９３５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一年，潘汉年也去了莫斯科，与张浩等一起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波，这是后话。

　　几乎在保护张浩等共产党人的同时，潘汉年在营救著名的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夫妇过程中，又发挥了他的特殊作用。

　　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１９３１年６月，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捕房逮捕，并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旋即被解押到南京，关押于国民党“模范监狱”。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首先在上海拉开帷幕。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他们。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告全国工友书》，并作出关于援助牛兰夫妇的《决议案》。世界许多著名人士如宋庆龄、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在营救活动中，有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掌握的，这就是证明牛兰夫妇被关在监狱里，并且还活着。这无疑又是一个够辣手的难题。潘汉年接受任务后，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在事实面前，国民党当局最后只好释放了牛兰夫妇。

　　从上述例子中不难发现，潘汉年的确神通广大。在潘汉年的情报网点中，除黄慕兰、 “老枪”沈寿亚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１９０７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１９１４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翌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时人讽称杨度等六人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避居天津租界。待到北洋政府发布大赦令，杨度复出。“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１９１８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影响下，杨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杨曾多方营救。李牺牲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旋即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在这期间，杨度还秘密探听中共消息，并有心要加入共产党。关于这段情节，有人曾作过下述介绍：

　　“民国十六年以后，杨度隐居在上海法租界，周旋于上海群雄之间，时某大闻人曾向杨度投过门生帖，称之为老师，杨度亦乐得每日受些膏火之资。其实此公雄心不死，暗中仍在参与政治活动。杨度有同乡之弟王某，跟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的陈赓将军是亲戚。王某跟陈赓将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杨度面前曾有意无意地透露跟陈赓的关系。杨度不仅不害怕，反而嘱咐王某介绍他跟陈赓见面。陈赓知道杨度曾经是‘封建余孽’，踌躇未决，特请示周恩来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上海负责党的政治保卫工作，陈赓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周恩来同志认为，杨度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不妨与之联络。于是，陈赓成了杨度的座上客。杨度是一个思想作风等方面颇为矛盾的人物。他晚年潜心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通过与陈赓的接触，杨度认为共产主义跟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相同，故更加同情革命。这件事情传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耳中，李大为惊异。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杨度生平知之甚多，认为杨度以复辟之余生而信奉革命，难以置信。乃派中宣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跟杨度见面。潘为武汉时代邓演达、郭沫若主持总政治部之宣传干部。国共分裂后回上海从事公开文化运动及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素以能言善辩、联络上层人士著名。潘与杨见面后，双方各逞所能，议论风生，居然甚为欢洽。潘与罗绮园、李求实（李伟森）从事筹备出版《红旗日报》时，潘以杨擅长书法，请杨代书《红旗日报》之报头。杨毫无考虑，一挥即就，潘袖杨之题字向李立三覆命，李立三乃信服，并将杨之题字，立付罗绮园制版发刊。”

　　对于杨度的思想转变，当时中共党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据当事人回忆，周恩来得知杨度要求入党的心愿后，曾找他作了一次长谈，鼓励他继续保持与政学系、改组派的联系，从中了解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并鼓励他继续留在杜月笙身边。杨为杜公馆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的情况，为党的斗争提供信息。

　　１９２９年秋，杨度正式申请入党，后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共一名秘密党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秘密党员作内线，完全可以起到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

　　果然，杨度没有辜负组织上对他的期望。他入党后，出入龙潭虎穴，为党搜集了大量情报。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特科情报科长后，他更是老而弥坚，忘我地为党搜集情报，及时地转交给潘汉年。潘汉年机智沉着，指挥有度，杨度练达世事，处处谨慎，使这一情报网点，从未出过半点差错。

　　１９３１年下半年，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将杨度的组织关系交给夏衍。夏衍对这次移交记忆犹新，并目睹了双方接交情报的过程。他在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中写道：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指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 ‘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实际上，潘汉年走马上任，挑起中央特科领导重担后，不仅把杨度，还把王绍鏊、董健吾、章秋阳等社会名流纳入情报网系。这些人经常出入于各帮会、各派系，一些很有价值的甚至是战略性的情报便不断汇集到潘汉年那里，再经潘汉年之手转到党中央。与此同时，潘汉年又把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的文友拉入情报网，其中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相继成了潘汉年情报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战友。经过潘汉年的努力，“特科”二科终于改变了因顾顺章叛变而带来的被动局面，建起了一个广泛而严密的情报网系，包括设在敌人组织内部众多的耳目。这个情报网，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难题，取得了许多意外的成果。对潘汉年来说，中央特科这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的确是他充分发挥才干的用武之地。据许多人回忆，这位文化战线上的“奇才”，更适合从事地下工作。还在进入特科之前，潘汉年在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机智灵活，就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这点，从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记录的三则故事中，可略见一斑：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洋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衣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出了店门。

　　“又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潘汉年还经常变换身份，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短装打扮；时而化装成瘪三模样；有时是乘坐小汽车，出入豪华的旅馆、酒家；有时则以步当车，悄悄地行走于街头巷尾。他的这种巧妙的斗争艺术，使他在敌人的统治区，在白色恐怖之中，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但却潇洒自在，从未落入敌人的魔掌，这在中共党内是十分罕见的。这也是后来人们把他当作“福将”的原因。

　　不仅如此，潘汉年对特科工作还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中央特科改组之后，它的总部办公地点经潘汉年联系，暂时设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一个写字间，对外以煤球厂的名义作掩护。为了迷惑外界，潘汉年另在中山路找了一处厂基，订购了机器设备，像模像样地组织煤球生产。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他们即以煤球厂老板及经纪人的身份到总部议事，处理日常工作。另外，潘汉年还在北京路的一个弄堂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作二科的活动场所，并规定了联络的暗号以及联络时的具体方法，比如电话联络则仅限于报警，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等。同时还规定每一个工作人员及所有办公地点的警号以及活动的范围。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规定了每个工作人员均用代号或化名进行单线联系，并不时地加以变换。潘汉年当时即用“小开”的代号。这样，就从组织上和制度保证了特科工作的安全进行，做到万无一失。

　　对于中央特科而言，侦察敌情、搜集各种战略情报，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是最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但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也有必要采取武力手段，以镇压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和敌人营垒中的首恶分子。

　　１９３１年夏，在潘汉年接替陈赓主管二科工作后不久，中央保卫机关把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战斗任务交给了他。那时，上海的革命力量因顾顺章的叛变，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虽然由于钱壮飞的及时通报和周恩来的沉着应战，中共党的组织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但顾顺章毕竟是中央保卫部门的核心人物之一，而且工作多年，他不仅掌握中共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也十分熟识许多党中央的头面人物。在他叛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中共在上海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机关受到了不小的损失。敌特机关和反动军警因暂时得手，一时间气焰十分嚣张，给革命队伍带来了不利影响。

　　有鉴于此，中央保卫机关决定在短期内物色对象，寻找战机，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首恶分子，以显示革命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进行着有效的斗争，借此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为组织新的情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这个任务下达之后，首先要求二科进行调查、侦察和选择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协同以 “红队”为主干的三科，一起制定行动方案。

　　上海的反动分子多如牛毛，但寻觅一名首恶者加以镇压，而且能够起到威慑敌胆、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志气作用的，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加之潘汉年刚进特科不久，对敌情掌握不多，一时心中无数。他把刘鼎找来，一起商量此事。刘鼎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骨干成员。当时，他的身份尚未暴露，在陈赓、李克农等人撤离上海后，他和他爱人吴先清继续留下来坚持工作。潘汉年将中央保卫机关的决定和领导的有关意图向刘鼎作了传达，刘鼎也将上海租界巡捕房内一些警探头目作了一般性的介绍，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日常行止、生活习惯、住处等等，都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查明。这样，他们初步决定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中选定镇压对象，并立即开始分头调查。

　　事有凑巧。有一天，刘鼎经过南京路上的一家照相馆门前，看到橱窗里陈列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合影的照片。其中有警备区现任督察长王斌。刘鼎对王斌其人有一定的了解：此人是中共的死对头，过去国民党当局要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也由王斌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对这个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头面人物予以镇压，就可收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刘鼎向潘汉年建议：就拿王斌开刀。

　　潘汉年对刘鼎的分析表示赞同，并将这一意见拿到中央保卫机关总部加以讨论，经过研究，总部对此表示认可，并决定由康生担任此次突击任务的总指挥，由潘汉年主管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的具体地址、每天的行动规律以及他的照片，为执行人员提供准确的情报资料。

　　这是一场短兵相交的特殊战斗！这对于刚刚走出文坛的潘汉年来说，不仅要他参与其间，还要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其难度之大，是不言而明的。但潘汉年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加之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凭他的智慧，甚至可以说他在隐蔽战线上的天赋才干，他很快拟定了以下的行动步骤：

　　一、派人去照相馆，冒充警备司令部人员，以同人需要留作纪念为借口，要求照相馆加印那张有王斌在内的照片若干张，派去的人务必落落大方，不露马脚。

　　二、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与王斌熟悉的人核对王的照片，务必做到准确无误。

　　三、查明王斌的居住地址，出入路线及他每天必去的几个场所。

　　在上述三个行动步骤中，第一个很快顺利完成了。因为照相馆是要做生意的。当来人向该店老板说明来意之后，他毫不怀疑地一口答允，加印的照片也很快拿到了手。至于第二、三两个步骤，因为情报系统中无人能提供王斌及其社会关系的任何情况，这就令潘汉年大伤脑筋。潘汉年煞费苦心，找来上海市的电话簿，仔细地翻阅查看，根本就没有王斌这个名字。因为那时上海电话用户登记时不用真姓实名，仅用“某宅”、“某公馆”等字样，如姓王的电话用户，电话簿上都用“王宅”、“王公馆”对外，且有几百户之多，这就使潘汉年根本无法通过电话簿来找到王斌家的电话号码。不过，潘汉年是不会放过任何线索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条查禁什么书刊的新闻，如果是别人，或者粗心一点的话，那上海滩上这种司空见惯的新闻就会白驹过隙，忽而已逝。但他马上联想到几年前，他在主编《幻洲》杂志时曾与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沈松泉两位先生相识，并听他们说起为疏通官方撤销某些查禁发行的书刊，一些书店的经理曾多次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有关人员。王斌是督察长，张、沈两位先生或许与他打过交道，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果然不出潘汉年所料，张静庐、沈松泉两人不仅认识王斌，张的记事本上，还有王的住址、电话号码，张还知道此人早出晚归，每天下班后，晚上常去法租界一家妓院与他相好聚会，并借此机会与他的党徒、密探接洽工作，纳贿受赂。有了王斌的第一手线索，潘汉年立即布置执行镇压任务的人员侦察王每天的出入路线。不久，侦察人员发现王乘坐的“黄包车”，不是经过原来了解的那个弄堂，而走另外一条弄堂，怀疑是否有误。得知上述情况，对上海里弄街道十分熟悉的潘汉年立即判断：王斌住宅的门牌号码没有错，但他走的是后门。因为当时上海很多人家的住宅前后门都跨两个弄堂，一般不常用前门，尤其是有自备包车的人家，利用后门的厨房可以放车子，从后门进出更为方便。为了慎重起见，潘汉年还作了进一步的核实，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侦察任务完成后，接下来就要具体选择执行的时间和具体地点了。根据王斌的出入路线，选择在王斌进出的里弄口不合适，因为那儿是法租界的腹地，四周有不少岗亭，且只有一条狭窄的马路，马路上行人平日又不多，事发后容易暴露目标，难以迅速隐蔽和退却。而王斌每天乘车必经之地的龙门路，却是执行任务的理想场所。这里南通法租界的长浜路，北连公共租界的西藏路，街道窄而短，平日来往的行人、车辆很多，经常拥挤不堪。执行人员容易埋伏，得手后又易于混入人群迅速撤退。

　　全部执行计划可谓慎重周密，天衣无缝。

　　一天中午，在龙门路热闹而拥挤的街道上，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正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车上坐着的正是“大块头”王斌。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小弄堂内跳出一个人来，只见他手持短枪，飞身一跃，从后面攀住这辆“黄包车”的后沿，举枪对准王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当即毙命。在一片混乱之中，执行任务的“红队”队员，从容地撤离了现场。

　　这惊险的一幕，仅在几秒钟之内便结束了。但对敌人却是一个有力的打击。王斌被镇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些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特务、中共党内的叛徒受到了一次震慑，其反共活动也有所收敛。

　　顾顺章叛变之后，曾夸下海口：他是中共中央保卫机关的首脑人物，不仅有把握动员一些重要干部到南京自首，还可以破坏中央核心领导机关，虽然不能一网打尽，也要使上海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的中共组织土崩瓦解。公开镇压王斌，证明中央特科仍有极强的战斗力，也使顾顺章的吹嘘不攻自破。

　　１９３３年春，潘汉年领导的中央特科，又镇压了另一个国民党特务的首要分子：马绍武。马是国民党中统“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人称马大麻子，是一个负有血债的反共老手。一天晚上，他与另一个中统特务头子丁默*---在广西路（今广西北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碰好和”（打牌）、吃花酒，闹了大半夜，马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走出弄堂，被早埋伏于此的“红队”狙击手当场击毙。此案的发生，不仅引起了中统特务内部一场狗咬狗的争斗，也使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再一次丢尽了脸面。１９３５年，这个叛徒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怀疑，终于受到了其主子的枪杀。

　　１９３２年春节刚刚过了１０天，一场新的斗争，又摆到了潘汉年的面前。

　　这一年２月１６至２１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各大报刊，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２４３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的内容如下：“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笔名，这是中共党内许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公开秘密。周恩来是中共党内的核心领导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对于这则启事，谁看了都不会相信。况且，此时周恩来也并不在上海。自顾顺章叛变事件发生后不久，周便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前准备。显然，沪上各大报发表的这则“伍豪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污蔑造谣、蛊惑人心的惯用伎俩。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刊物《斗争》杂志，发表了一则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伍豪启事”，实际上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２月下旬，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上海各报刊登的这则启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斗争》杂志的声明与毛泽东的布告，虽然铿锵有力，但由于受发行等条件的限制，影响范围较小。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也为了保护周恩来的名义，有必要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向舆论界作进一步澄清。

　　上海党组织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潘汉年。这件事，虽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文字记录，但陈云对此却有一个肯定的说法。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３日，陈云在纪念潘汉年的座谈会上，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伍豪启事》时，恩来同志已在中央苏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我不了解地方党如何设法揭露国民党这个阴谋的情况。那时接替我负责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据他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是交给潘汉年办的。

　　当时，潘汉年考虑到，解铃还需系铃人。由上海各报登载的这则消息，最好由各大报自己辟谣最为有力。当时的各大报中间，又以《申报》的影响为最大。

　　《申报》是上海滩上一家最早的日报。董事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报界巨头史量才。此人祖籍江苏南京，出生于上海青浦县泗泾镇。这位曾经是清末秀才的旧时大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后投身于报界，接办了《申报》，由于经营有方，这份日报订户大增、名声鹊起，至三十年代初，史量才的《申报》在国内同行中成了佼佼者。能在这份报上辟谣，对消除《伍豪启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无疑会起重要作用。而当时，史量才的思想也比较激进，因为他一向提倡“报纸是民众的喉舌”，他认为报纸“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之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史量才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表示异议，十分不满意蒋介石“围剿”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的举措，也同情被“剿” 的共产党人。不过，潘汉年等人与史量才的关系浅薄，于是就通过著名教育家、文坛友人陶行知，去做史量才的工作。果然马到功成。

　　２月２２日，《申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广告称：“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１８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这是一种曲折的辟谣方式。虽然在事实上也是对日前该报刊登的《伍豪启事》的一种否认，因为此伍豪的广告未能刊登，已经刊登的伍豪启事之伍豪显然与此伍豪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这则辟谣广告还不够明了，不够有力。经大家商议，仍由潘汉年出面，通过潘的单线联络员黄慕兰的关系，找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个否认的启事。陈律师认为，他虽然为法捕房律师，但毕竟是中国人，万一国民党找上门来，他就难以解释了。他建议代找在上海营业且担任《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大律师巴和，由他代表伍豪登一个紧要启事。

　　１９３２年３月４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启事的全文如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２４３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２４３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有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４１号６楼５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个笔名。这则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的别名，是十分巧妙的。一方面，这则启事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前一个《伍豪启事》伪造的真相；同时，又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国民党特务尚不知周恩来此时已不在上海，见此广告，就派人去找巴和律师，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诙谐地回答：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伍豪仅仅是他的别名，你们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到他。国民党特务吃了一个软钉子，怏怏退去。

　　潘汉年为伍豪辟了谣，这在他看来完全是份内之事，事后也就再也没有提及过。周恩来对此毫无所知，事后也无人向他提起。《伍豪启事》引起的这场斗争，在纷扬了一阵后，悄无声息了。

　　那么，《伍豪启事》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据当事人回忆，这则启事的炮制者，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股总干事张冲。张冲亲自起草的这则启事，交给一个名叫黄凯的中统特务，分送上海各报，其目的是想在中共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党涣散瓦解，并乘机打击周恩来。由于潘汉年的努力，这则启事的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至于张冲本人，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逐步体会到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表示敬佩，并与潘汉年等共产党人频繁接触，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１日，张冲在重庆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查阅旧报刊时，查到了《伍豪启事》。伍豪，不就是周恩来吗？于是，红卫兵将这“特大情报”报告了江青，并捅到了毛泽东那里。江青等人得知此事，乐得弹冠相庆，借此机会想加害于周恩来。周恩来不得不多次向组织说明历史真相，为自己申辩。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送从１９３１年１月参加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１９３２年２月赴中央苏区期间每月每日的大事记等有关历史资料。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江青等人诬陷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而此时，为伍豪辟谣的潘汉年，正被关押于秦城监狱。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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