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旬，潘汉年是带着双重身份从陕北南下上海的。他既是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又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上还安排冯雪峰作他的副手。不过，潘汉年的身份是半公开的，而冯雪峰却是完全隐蔽的。

　　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是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机关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特别是民主党派人士中间，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潘主任走马上任，随即前往法租界莫利哀路２９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７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了这位被尊称为国母的女中豪杰——宋庆龄，为毛泽东传递信函。

　　宋庆龄，是遐名中外的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宋庆龄不仅因为她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遗孀而受人尊敬，更在于她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早年她追随孙中山，投身于中国大革命洪流。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庆龄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此后不久，她又同共产党人一起，与汪精卫的叛变行径彻底决裂。１９２７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宋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七人主席团成员，她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革命爆动，给予高度评价。“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积极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１９３２年底，她联合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亲任这一团体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１９３３年９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民族战争的演说。１９３４年，她牵头在中共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１９３５年，她又率先响应中共提出的《八一宣言》。宋庆龄与中共中央一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一二九”前后，她曾帮助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同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１９３６年初，她应中共中央要求，设法安排护送美籍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陕北，并委派牧师董健吾等去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对宋庆龄这一切，潘汉年知之甚多。还在３个月之前，潘汉年偕张冲去南京，返回上海预备赴陕北作短暂停留时，曾到此地拜访过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宋庆龄的充分理解和赞同。现在，他又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跨进了莫利哀路２９号宋庆龄住宅的大门。

　　一见宋庆龄，潘汉年当即呈交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及毛泽东写给她的亲笔信。

　　毛泽东与宋庆龄，早在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便开始相识。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在会上讲了话，他们都赞成国共合作，其观点、见解相同，彼此引以为同志。两年之后，１９２６年１月，毛泽东与宋庆龄又一起出席了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议期间，共同谴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主持妇女工作；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协助汪精卫主持宣传部工作。１９２７年春夏之交，他们又一起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一起在武汉国民政府内任职，又一起与蒋、汪的叛变行径作坚决的斗争。此后，他们便天各一方，联系极少。现在时过境迁，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正在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宋庆龄则在白区同情关注着毛泽东和中共的事业，为全国的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奔走呼号。

　　宋庆龄从潘汉年手中接过毛泽东的亲笔信，便一字一句认真拜读：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１９２７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这封数百字的信函，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宋庆龄是何等的信任和敬重！毛泽东在信中两次提及潘汉年，希望宋庆龄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但两人如何“商酌”，至今尚未发现有关史料。不过从以后的活动看，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宋庆龄是表示完全拥护的，并且把毛的嘱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她不仅帮助潘汉年联络各方人士，西安事变之际亲自安排潘汉年赴南京与宋子文、宋美龄会谈，还与后来的“八办”经常保持联系，互相通报情况，成了潘汉年白区工作的主要对象和有力支持者。

　　再说潘汉年拜访宋庆龄，为毛泽东传递信函之后，又秘密约见了时在沪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救国会领袖章乃器、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向他们转呈了毛泽东写给他们的亲笔信。信中对他们不久前在香港《生活日报》上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再次给予充分肯定：“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毛泽东坦率地向他们说明：“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毛泽东对章、沈、陶、邹等人肝胆相照，潘汉年又敬长尊贤，善于统战，使得救国会的这些精英人物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此后，他们更加活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交谈联系的同时，潘汉年的心里，一直惦记着病中的鲁迅。还在１９３６年春末夏初，即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赴苏的同志那里得到鲁迅病重的消息，请求季米特洛夫出面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于是，“我们派了潘汉年从莫斯科到上海，委托他代表我们邀请鲁迅偕同全家赴苏，并担负起组织这次旅行的责任。潘汉年是能够完成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的。潘汉年为他们启程赴苏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遗憾的很，鲁迅的健康状况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旅行”。

　　这是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所做的事情。这次返沪，潘汉年听说鲁迅病情恶化，甚为焦急。他经常与冯雪峰等一起讨论鲁迅的治疗方案，１０月１８日晚上，潘汉年与冯雪峰商定，于第二天请宋庆龄出面聘请名医来为鲁迅诊治。不料第二天早晨５点多钟，冯雪峰接到周建人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他赶到鲁迅家，鲁迅却于半个小时前猝然谢世了。冯雪峰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潘汉年，由潘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一面发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面对悼念鲁迅的活动作了相当具体的布置。几天来，潘汉年与冯雪峰、胡愈之等频频开会，讨论研究了中央的指示。在潘汉年等协调下，由救国会主持，举行了３天群众性的悼念活动，组织了１万多群众前去瞻仰遗容。上海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各界人士六七千人为鲁迅送葬。大家循着军乐队的哀乐声，悲壮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纪念鲁迅先生，要努力民族解放斗争！”庄严的送葬队伍足足排成二里多长，成为１９３６年下半年上海人民一次最大的抗日示威游行。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等都参加了这次送葬仪式，并在墓前作了简短悲昂的演说，号召人们继承鲁迅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任务，像鲁迅那样献身民族解放斗争，至死不屈。潘汉年因工作关系，不便参加送葬仪式。但这次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却是他亲自参予策划和具体指导的。

　　一月之后，正当救国会这些精英人物奔走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积极推进抗日救亡活动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深夜，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量才等七领袖，制造了“救国有罪”的“七君子冤狱”。可笑的是，在苏州法院审问时，法官居然拿出潘汉年传递的那封毛泽东写给章乃器等４人的信，作为“救国会”勾结共产党的证据！而那次组织声势浩大的悼念鲁迅的活动，当然又成了“救国会”“破坏”治安秩序，攻击当局的“罪行”之一了。

　　此后，在长达８个月之久的营救活动中，潘汉年经常与宋庆龄保持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探狱”，看望“七君子”，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们表示慰问，与“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磋商营救办法。“七君子”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潘汉年又同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一起看望沈钧儒。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潘汉年与宋庆龄、沈钧儒等著名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所结成的这种“心心相印”的关系，为中共和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为全民族的合作抗日并最后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１９３７年新春刚过，上海办事处接到了中共中央来电，指示潘汉年接待从陕北来沪的王稼祥和贺诚两同志，并安排他们由上海乘船赴苏。

　　王稼祥，又名王稼蔷，安徽省泾县人，大革命初期赴苏，先后求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１９３０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日报》和《实话报》总编辑，这年秋天，潘汉年从“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任上调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开始接受王稼祥指导。１９３１年４月王赴中央苏区，潘则留上海并调往中央特科工作。１９３３年夏，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王稼祥不幸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为掩护身后的战友，被敌机俯射打中右下腹。当时虽经全力抢救，但受战争环境和医药条件的限制，未能治愈。后来由于伤口化脓，只好住院治疗。因此在苏区时两人几乎没有接触。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血流脓，腹部还插着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那时，他与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因身体的原因，被编在干部休养连。总政治部与干部休养连相距很近，潘汉年常去那儿见毛泽东，也向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潘、王之间在这段时间接触颇多。遵义会议后，潘离开长征队伍赴苏，王则继续北上。到达陕北后，王稼祥身体一直未能康复，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有关情况。

　　这无疑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也出于对自己老首长、老领导安全所承担的责任感，潘汉年接到中央电文后，立即与副主任冯雪峰做了认真的准备工作。潘汉年将掩护王稼祥、贺诚在沪暂住的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文和郑育之夫妇。还亲自挑选好汾阳路６４弄５号一幢三层洋房作王、贺的住处。这幢房子前靠汾阳路，后临复兴西路，万一发生意外，可以掩护他们安全撤退。为了防止意外，潘汉年吩咐郑育之，让她在洋行工作的二姐郑玉颜作租房保人，并且叮嘱周文夫妇说：“你们俩掩护王稼样等同志的任务是艰巨的，家中不能存放任何文件及禁书。如果敌人从前门来，就让王稼祥同志从后门撤；如果从后门来，就从前门撤。前后门一起来，撤不了，就由你（指郑育之）缠着敌人，周文带着他们从晒台上撤到邻居家，从邻居家往外撤。平时要做好邻居和娘姨的工作。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少出门，少接触外人，要保证不发生意外。”

　　潘汉年的安排，可谓是万无一失了。

　　郑育之是潘汉年在上海办事处任主任期间所培养的一名妇女情报干部。回忆起潘汉年对她的教诲，郑育之无限深情地说：“漫长的岁月消逝难返，但潘汉年同志的形象却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那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１日，潘汉年刚到上海的事。这一天，中共驻沪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通知郑育之说：“今晚穿得时髦点，带你去见一个人。”于是，郑育之回到娘家，借了姐姐们穿的时髦衣裳，穿起高跟鞋，跟冯雪峰坐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新开张的新亚饭馆。郑育之过去在工人、学生中工作，平时只穿蓝布衣服、平底鞋，现在穿着高跟鞋，十分不习惯，一进门，她就连忙坐下，脱了鞋子，光着脚休息。郑育之以生动的笔墨，叙述了她与潘汉年之间的第一次见面：“这时，我看到一位带眼镜，脸上有些麻点的人，正严肃地注视着我。我感到不好意思，对他点头笑笑，原来他就是潘汉年同志。雪峰同志简单地作了介绍，并嘱我以后叫他严先生，又向潘说明我是他们的内部交通。接着他们俩谈起工作，谈得差不多了，潘指着我对冯说：‘花些钱叫她到旧货店买件秋大衣，打扮打扮。其实，东西很便宜，花上二三十元就可以从头到脚都换新了。我这套西装才二十元，加上皮鞋、衬衣等等，只不过三十元，是很便宜啊！’随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以后你来之前，先打个电话给我，并注意是否有人盯梢！’我听了这些话，不知如何回答。他没有一字一句的批评，只是指出我的装扮和行动与环境不相称，教育我作为一个党的机密工作者，要象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扮演什么脚色就得深入角色，演得逼真，否则会影响党的事业。他的这些教导使我感到作为中央派来上海开展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交通员，责任重大，绝不能损害他们的安全。”

　　打这以后，郑育之开始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并且下功夫练穿高跟鞋。当然，穿着打扮与秘密工作的全套功夫还有很大距离，在这方面，曾是特科主干的潘汉年，无愧为郑育之的最好的老师和榜样了。郑对潘汉年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写下了另外一件令她难忘的事：

　　“到新亚去了几次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雪峰同志要我把一封信送到南京路山西路二百号南京饭店交给汉年同志。旅馆服务员，当时叫茶房的，引我进了他的住房。他见到我像个很久没有见面的老熟人一样，热情接待，一面叫茶房沏茶，一面要菜谱，点菜请我吃饭，而且当着茶房，夸奖这里的‘狮子头’是特色名菜，比全市其他饭店都好，一定请我尝尝。茶房听了，高高兴兴地退出去了。这时他沉默起来，拆信细看，那种严肃、认真的神态与刚才轻松、潇洒的举止，判若两人。我感到他是多么熟悉当时上海社会上爱夸爱捧的风气，又是多么熟练地掌握上海社交中的一套礼节啊。信看完了，茶房进来摆饭桌，一下摆了四五道菜，显得很阔气。饭菜摆好，潘对茶房说：‘现在没事了，有事我会叫你。’茶房退出关上门，他又去上了锁，才对我说：‘你好好吃罢。’于是他一面吃饭，一面在饭桌上摊开纸写回信。这时我才明白他请我吃那么丰盛的饭菜，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便写回信。信写好后，封起来交给我，我立即放在提包里，就想告辞。他笑着说：‘你应该陪着我吃完饭啊！’我只好傻笑，寻思自己太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了。从外表看，这顿饭是为我安排的，岂能半席而退，这不是给茶房一份思索的资料吗？如果认为我是翻脸而去的，那么以后怎能再来？如果认为我是个‘白相人’，又怎能不伺候主顾把饭吃完？不管怎样，反正不能半席而退。当时上海各个旅馆都潜伏着反动派的暗探，有些茶房就是暗探的耳目，甚至本身就是暗探。这些，我都欠考虑，经他提醒，我安心坐下陪他吃饭。他边吃边和我聊天，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家庭情况和父母姐妹的政治态度、职业等等。这又使我纳闷，过去的领导人从不过问我家庭情况，为什么他要这样寻根究底呢？后来才知道，他是从工作出发，为了必要时派用场的。他慢慢把饭吃完，通知茶房撤走餐具，才对我说：‘你可以走了。’

　　正是在潘汉年言教身传之下，郑育之很快掌握了党的秘密工作的方法，她为潘汉年与冯雪峰之间传递信件，没有发生过一次差错。现在，潘汉年又把保卫王稼祥、贺诚的任务交给了她和她的丈夫周文，并让郑育之的姐姐充当租房保人，更增加了住房的安全系数。

　　由于事先作了妥善安排，王稼祥和贺诚抵沪后，就被接到汾阳路６４弄５号。他们在这里住下后，潘汉年、冯雪峰常来看望他们，老战友相见，格外亲切。大家回顾过去的战斗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上海滩上文坛轶事、长征途中的艰难历程，古今中外的政治笑话，中国抗战的严峻局势，国共合作的发展希望，都在他们畅谈之列。有一次，当他们谈到在郑育之家里清理文件时发现了方志敏烈士的诗稿和给中央的信件，大家决定将其转移珍藏起来。几天后，潘汉年带着照相机，将信件、诗稿逐页拍照，再将原稿交给冯雪峰转移到另一个地下党员谢旦如家里，使烈士的文墨得以保存下来。郑育之夫妇完成了潘汉年交给他们的任务，使王稼样、贺诚两人在上海安全住了４个月之久。是年６月，他们乘上了苏联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除安全接送王稼祥、贺诚之外，潘汉年在任沪办主任期间，还接待了其他一些同志。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不顾日本政府的阻挠，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郭于７月２７日到达上海，可一上岸，就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注意。第三天，当潘汉年知道后，立即将他从沧州饭店搬到了法租界高乃依路（今皋兰路）一家捷克人开的公寓里，并将此事报告了中央。考虑到郭沫若的安全，也为应付接待来往的客人，潘汉年让夏衍当他政治上的助手，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照顾郭的生活方面的事。

　　“八·一三”事变后，潘汉年接待了从陕北来沪担任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张爱萍，很快使张与江苏省委直接接上了关系。同年夏天，潘汉年接待了奉命前往四川做川军首领刘湘等人统战工作的李一氓，向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

　　在秘密送走王稼祥、贺诚北上赴苏之后，１９３７年６月，潘汉年又迎来了从陕北南下上海的另一位贵客。他，就是三十年代初在江苏省委与潘共过事的刘晓。

　　刘晓早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后在浦东奉贤等地领导农民武装暴动。１９３１年春，当潘汉年奉调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刘晓则为省委秘书长，不久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而刘则与中央特科经常保持联系。在这期间，他们共同与党内分裂分子作斗争，共同反对王明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１９３３年春，他们又先后到达中央苏区，并在长征途中分手。这次中央派刘晓到上海，与潘汉年、冯雪峰会合，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

　　上海地下党组织自临时中央撤离后，特别是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０月和１９３５年２月三次遭到大破坏后，几乎已经名存实亡。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潘汉年就任上海办事处主任伊始，即与冯雪峰相商，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把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任务，提到了办事处的议事日程上来。由于分工不同，潘汉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国民党谈判和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上；而冯雪峰则主要负责临委的工作。

　　刘晓一到上海，即与潘汉年、冯雪峰等协商此事。根据中央指示，在冯雪峰领导的临委工作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核心。这三人团中有刘晓、冯雪峰，潘汉年因工作关系未加入三人团。但对三人团的活动仍随时过问，而且与刘、冯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如上文提及的郑育之，就是负责潘、冯之间联系的通讯人员；而潘汉年与刘晓之间的联系，虽然也有专人负责，但主要还是通过各个特定的地点和场合进行。有时，他们相约于茶馆、咖啡馆，有时则在旅馆、饭馆、酒家，有时甚至在剧院里、游艇中。而位于南京西路的中国饭店，则是他们经常秘密会面的一个场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畔挑起战端，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卢沟桥畔的枪声，震惊了中华民族，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壮丽序幕。

　　正是这一天，因南京方面的电邀，周恩来偕同博古、林伯渠从陕北经西安到达上海，准备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第二天，７月８日，由潘汉年安排，周恩来一行在中国饭店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对这次中国饭店的秘密会见，刘晓在《我所知道的潘汉年》一文中，作了如下的回忆：“７月７日卢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陈立夫、康泽谈判后到了上海，在中国饭店与潘汉年和我会面，张毅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导“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待。”

　　张毅是刘晓的夫人。由夫人亲自放哨，足见党的地下工作的艰难程度。不过，刘晓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记错了一个情节。即７月８日，周恩来在中国饭店会见他与潘汉年时，是在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之前，而不是在谈判之后，因为周恩来是在７月１３日离开上海前往庐山的，至８月２１日，才从南京返回陕北，而这时，就不存在晚报上登载庐事的新闻消息了。

　　至于周恩来同潘汉年和刘晓的谈话内容，刘晓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记述。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注意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等都可以围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周恩来指出，我们要扩大党的政策的影响，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既是合法也是群众性的抗日活动。要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不要大呼隆地搞群众运动，把力量一下子都暴露了。周恩来最后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周恩来的这些话，特别是着重提出的这三点要求，正是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最关键的三项工作任务。潘汉年与刘晓、冯雪峰等一起，从当时上海的实际出发，将这三方面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使上海地下党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终于发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势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拖延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国共两党谈判终于有了急转直下的改变：８月２２日，南京政府发布了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９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为适应上海对敌斗争的需要，原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旋即改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开展公开的对外活动。这时，办事处的机关也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移至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２１号。

　　“八办”成立之初，由李克农任主任，刘少文任秘书长。９月间，李克农调往南京办事处工作，潘汉年接任“八办”主任，刘少文仍任秘书长。除主任和秘书长之外，工作人员先后有向枫、孟进、柴子良、吴近芳、张纪恩、王维新等，他们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将“八办”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以上海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与刘晓决定把党的重建与领导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使党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基础在广泛的群众救亡活动中不断扩大。７月中旬，首先在三人团下设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和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 “群委”）。“工委”由书记林枫和委员吴仲超、马纯古３人组成，领导各产业部门的秘密党团和支部；“群委”由王尧山任书记，沙文汉、王翰、王洞若、陈修良、彭柏山为委员，主要联系职业、文化、教育、学生、妇女界支部干事会和各界救国会秘密党团，加强对各界群众救亡团体的领导。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八办”与上海地下党在组织上属两个系统，在具体工作中前者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后者则完全处于隐蔽状态。于是，依靠了“八办”与 “群委”，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健康地发展，而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在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抗战初期，上海幸存下来的正式党员不过数十人。但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潘汉年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后，经与国民党谈判交涉，使大多数关押的同志获释。许多同志出狱后，首先找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经过“八办”的审查，然后按需要分配，一部分转给刘晓，使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大为增强；还有一些同志则被送去延安或内地领导革命斗争。如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就是他通过与张冲的交涉，由张的秘书作保被释放的。后潘梓年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放弃了到革命根据地去的要求，与章汉夫等负责创办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并担任该报的社长。

　　正是经过潘汉年、刘晓等共同努力，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正式成立。刘晓任书记，潘汉年任副书记，旋即由刘长胜继之，潘专任“八办”主任。委员为王尧山、沙文汉、张爱萍、刘宁一等。不久，又先后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人运动、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基督教学校学生运动、教育界运动、文化界运动委员会，以及妇女工作、难民工作、近郊区工作、情报工作委员会，开辟了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新局面。

　　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党和上海各界群众的密切联系，促进和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日后上海革命斗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潘汉年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已载入了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根据７月８日周恩来关于“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潘汉年与刘晓等决定将原有的救国会及其所属文化界各团体，扩大改组为救亡协会。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在潘汉年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潘汉年与宋庆龄、蔡元培、胡愈之、张志让等８３人被推选为理事。以“文协”的成立为起点，各界救亡团体如“职协”（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 “银联”（上海银钱业工余联谊会）、“华联”（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海员同人俱乐部”等相继成立。群众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

　　为了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潘汉年利用“八办”主任的合法身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救亡日报》的开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协”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即通过该会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汪光焕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出版《救亡日报》，但上海市党部始而拒绝，继而提出国共合作。对于国共合作，潘汉年表示同意，并就此事与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

　　潘公展此人，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亲信人物，国民党Ｃ·Ｃ系骨干分子。抗战初期，潘公展担任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主管文化工作。因此，上海市“文协”成立时，潘也为８３位理事之一。

　　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地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之前，着重考虑了该报的人事安排，他与夏衍等商量后，决定由郭沫若出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并将这一打算向郭沫若交了底。

　　８月上旬，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一同前往浦东大楼潘公展的办公室。按照夏衍的说法，这是１０年来国共两党在上海这个地方“第一次公开对话”。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担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尽管潘公展对郭沫若的政治倾向了如指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著名的讨蒋檄文，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恐怕没有一个没有看过。因此，当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上海文化界在南市开会欢迎郭沫若的时候，潘公展还指使一些流氓特务前往捣乱。但此时，潘公展也看到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而郭沫若任社长，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因而他想先发制人，提出由郭沫若任社长。接着，潘公展提出，既然是国共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知道潘公展的用意，为了避免报社的领导权为国民党所掌握，便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汉年这一意见合情合理，潘公展只好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派往《救亡日报》的有樊仲云、汪馥泉、周寒梅等人。樊与夏衍相识，他不是潘公展的嫡系，也不是有经验的反共分子。因此，他对报纸几乎是不负责任的，只在出版后几天每晚八、九点钟到编辑部来走一走，就算完成了任务。由于樊对抗战缺乏信心，此后追随汪精卫，落水当了汉奸。汪馥泉则是夏衍的中学同学，此人没有多少政治见解，但每天来办公，“要求供应他来回的车票，要求给他点香烟和茶叶等等”，夏衍他们都破例满足了他的要求。至于周寒梅，夏衍称他是一个“进行破坏的幕后人物”。他每天早晨到报社一次，向报贩收报费，然后对夏衍说，今天销了多少份，卖了多少钱，这样办下去肯定会赔本等等，对夏衍他们进行威胁。但夏衍他们并不气馁，因为报社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使报纸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样，《救亡日报》也就成了中共首次在国统区获得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宣传阵地，成了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舆论喉舌。该报的编辑、撰稿人是当时云集沪上的文化、教育、新闻、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增强了报纸的社会影响力，深受群众的欢迎。

　　当然，《救亡日报》毕竟是当时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该报的始作俑者及其两党的主要牵线人，潘汉年与潘公展，都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有关文章，“国共二潘，竞相宣传”，不料事隔２０年之后，当潘汉年被打成“内奸”、“反革命”时，有人居然揭发共产党的潘汉年与国民党的潘公展一唱一和，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真是冤哉！枉哉！

　　除《救亡日报》之外，潘汉年还经常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以及《救亡周刊》、《战时联合旬刊》、《抵抗》、《读书》、《朋友》等抗日救亡的报刊发生联系，指导工作。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据有的学者统计，从１９３７年８月底至１１月，潘汉年至少发表了２４篇文章，平均每３天写一篇。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条全面抗战的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是全国民众当时最高的利益所在，是全国民众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神圣事业。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使抗日战争成为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但国民党不同，国民党虽然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实行了由不抵抗主义到比较努力抗战的转变，在抗战初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抗战态度，但出于一党一派的私刊，从保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实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作了种种限制，甚至解散群众的抗日团体、解除群众的抗日武装，压制日益高涨的群众抗日怒涛，主张由国民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日。对此，潘汉年在发表的文章中反复说明抗日战争是一场“民众的解放战争”，认为“民众的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单独依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补救军事上的缺陷”。潘汉年认为，我们与敌人相比，在经济、交通、军事设备等方面，无可讳言是落后的，“然而我们有全民族的民众力量，只要去发动他们，组织他们，信任他们，敌人的优良武器将失去其效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抗战以来，政治动员的基点未能确立，群众动员的基本问题未能解决，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对于动员群众的领导方针，依然停留在消极方面”，“惟恐农工组织发展，不易控制”的观点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不尊重民意，“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没有重视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政治领导”，没有采取“保障与改善群众生活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实施办法”，加之贪官污吏的“搜刮、剥削、敲诈……”压抑了群众的积极性，阻止了全民抗战的发动。

　　那么，如何才能发动全国民众投身到“全面抗战”中去呢？怎样才能称得上是“全面抗战”呢？潘汉年认为除实行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之外，还有下述各项：一是“看政府是否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三是“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四是实行“减租减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五是“对日绝交，确立自动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六是“准许一切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潘汉年指出，只有实现上述各项，方能称为“全面抗战”，方能“完成抗战的彻底胜利”。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共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的精神实质。对于上海各界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潘汉年的这些政论文章，还敏锐地涉及了当时有关抗战的一些重大问题，因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针对抗战初期，群众需要认清形势，认识全面抗战的必要性和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等问题，潘汉年在《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从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抗战》、《动员民众保障抗战的胜利》等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华民族面对日本疯狂的侵华战争，已 “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正展开举国一致抗日救国，进行全民抗战的民族解放的战争，来回答日寇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潘汉年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全国不分党派，集中国力，铲除汉奸，在坚决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下，全面的展开‘给打击者以打击’的抗战”，以中华民族坚强的“抗日意识”和英勇的“抗日战意”，“更加巩固的团结，动员组织全国的力量，以‘牺牲到底’的决心”，在全世界面前，“表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些言论，帮助群众认识到全面抗战的必要性和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针对抗战初期一些人所存在的“唯武力的抗战观”，潘汉年在《动员民众保障抗战的胜利》等文章中，反复说明唯武力论是没有根据的，完全应该加以纠正。“自然，我们不否认武力的重要，我们没有武力就根本谈不上抗战”，“可是我们的抗战，并不要等到飞机大炮的数量超过敌人的或与敌人相等的时候才发动，也不要把全部抗战的责任摆在军队的肩膀上”。“因为我们的抗战力量，除了飞机大炮外，还有将士的敌忾同仇心来运用胜算的战术与战略，除了军队，还有无数的民众，但是唯武器论者看不见这些，看不见那蕴藏着的伟大力量。”潘汉年以抗战的实绩为例，证明敌人炮火并不足怕，“因为敌人师出无名，兵不愿战，虽有优越的武器，决不能抵挡我迎弹抗战的雄师”。

　　８月下旬，当抗战获得小胜时，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轻敌的思潮。潘汉年即著文指出： “我们目前在军事上看，虽然抵住了敌人的进攻，但决不能轻敌。我们唯一的力量，只有持久抗战的决心，因此不能不积极地广泛地开展民众运动，和军事行动配合起来。”潘汉年认为，对抗战的整个形势要作冷静的分析，虽然“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在这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１０月间，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主要讨论解决中日战争问题，国民党当局寄希望于英美等西方列强，幻想利用这次会议“对暴日有一手严厉的制裁”，以结束日本的侵华战争。对此，潘汉年发表了《提高民族的警觉性》、《艰苦的任务》等文章，警告那些“热望九国公约会议的同胞们”，不要被那种“似云似雾”的“停战妥协”的“不良空气”所迷惑，要“提高民族的警觉性”，要认识到“这次抗战，是我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战胜残暴的侵略者，便是侵略者消灭了我们，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绝对不可抱任何幻想，“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

　　潘汉年的这些政论文，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既坚持了爱憎分明的原则立场，又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对敌人，对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卖国贼，潘汉年将笔作为匕首和投枪，对其进行无情鞭挞和严厉谴责。在《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抗战》一文中，潘汉年指出，“二十六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与侵略，难道还不明显的表现出穷凶极恶的对于中华民族的领土掠夺破坏行政主权的完整、并吞全中国的毒计吗？”在其他文章里，潘汉年常常用“暴日”、“日寇”、“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野蛮残暴的军事侵略”、“狼心狗肺的汉奸卖国贼”、“罪当处死的汉奸”等字眼谴责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对友军、对蒋介石政府，则提出善意的批评建议，如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以正面阐述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来否认国民党的片面路线；以建议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动员，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等来批评国民党包办抗日和包而不办的错误做法；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抗战初期提出的一些正确口号，多次引用于文章之中，表示拥护；对于广大民众，则给予恳切的宣传教育，促其觉悟，引导他们投身于民族战争，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对于自己的军队——抗战中的八路军，潘汉年则给予充分的肯定。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他在《良友画报》第１３１期上发表了《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介绍了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潘汉年指出，“八路军虽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潘汉年总结了八路军的三个特点：“（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他们还“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形成了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采取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特别是发动广大群众，“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两侧翼和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等等。这是中共在国统区最早最全面宣传八路军的一篇文章。

　　潘汉年对八路军的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争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援助。当时，他以“八办”主任的身份，不仅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帮助，向上海各界募集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甚至把工作做到了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抗战后，杜月笙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８日，潘汉年以“八办”主任的名义，致函杜月笙，说明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将价值１．６万元的１０００具刚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将士使用。会后，主席团通过后援会下属的技术委员会和慰劳委员会共同承办此事，具体落实。

　　正是在两办主任期间，潘汉年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把宣传教育工作、上层统战工作和对国民的团结争取工作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不仅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阵地，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而且有效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正当潘汉年为国共合作奔波，为民族抗战呐喊，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之际，淞沪战场战局迅速发生逆转。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使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完全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８日晚，松江陷入敌手，三天之后，１１月１１日午夜，浦东和南市守军奉命撤退。１２日，上海市除租界外全部沦陷。

　　被时人称之为“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包括北自苏州河，南至肇嘉浜，东临黄浦江，西靠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法租界和大部分公共租界地区。尽管日本侵略者对此地早已垂涎三尺，但碍于当时日本政府尚未向英美法各国宣战，暂时还不便贸然进兵。由于上述地区的四周，已全部落入敌人的魔爪，租界成了一座“孤岛”。直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公开向英美等国宣战，租界才被日军占领， “孤岛也一并成为沦陷区了”。早在上海沦陷之前，潘汉年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就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经潘汉年及八路军办事处一手经办的。关于这一段经历，夏衍曾经作了如下的叙述：“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还有两位救国会的朋友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钧儒）和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题。因此，我也补了一句：‘郭沫若是日本回来的，目标也不小。’刘少文拿来了前一天的《新闻报》查了一下到香港的客轮班期。从上海去香港的船，几乎每天都有，为了保险一点，觉得法国邮船公司的‘皇后号’比较适当，这是条三万吨的豪华客轮，定于２７日启航。于是汉年立刻就决定赶快去订船票，让韬奋、沫若和他们的陪同人员先走。接着，汉年对沙千里和胡子婴说，救国会方面要撤退的人，请你们两位和愈之商量，先决定名单，然后分批撤退。沙千里站起身来了，胡子婴忽然想起似的说，还有一位马老先生、马相伯，前几天我去看过他，他说已经决定经广西去安南，要我顺便告诉你。他们走了之后，我把和潘公展的谈话及我们的准备工作告诉了他，汉年说：‘沫若得先走，但让他一个人去香港也不好，你们的先遣队（指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也赶快走吧。年轻人，坐小一点船也不要紧。’我问：‘你们这个办事处还能……’，他笑了：‘当然办不下去了，不过我们可以名亡实存，今后由少文负责。’刘少文接着说：‘这个地方当然不行了，他走后，我们就撤离。’我问汉年：‘我什么时候走？’他说：‘等上面决定了，我打电话告诉你。’”

　　对于在沪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撤离一事，中共中央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就致电潘汉年，要他协助宋庆龄等人撤离上海去香港，潘汉年立即将电文送到宋庆龄那里。后因宋庆龄尚有一些重要工作需要处理，暂时无法离开。１１月１２日，即上海沦陷的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及时指示潘汉年和刘晓，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将更为困难；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转变。来电特别提到：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

　　夏衍上述回忆中的那次会议，就是潘汉年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一个重要步骤。随后，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电文，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１２月２３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乘坐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相继撤退之后，潘汉年才松了一口气。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潘汉年事先让人给夏衍送去一张开往香港的船票。这艘“凡提伯爵号”的法国邮船，停泊于公和祥码头，等到夏衍上了船，驶出吴淞口之后，才发现潘汉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把安全让给了他人，把困难和危险留给了自己，也留给了他的战友夏衍。夏衍对潘汉年的这种安排也表示感激，这对战友加兄弟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撤离了“孤岛”。

　　两人抵达香港后，先去拜访了当时在港的廖承志。廖向他们转述了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周恩来要他们到港之后，一定要争取《救亡日报》在穗公开出版。但必须注意社内的党组织不和当地的党组织，即中共广东省委发生联系，暂时不吸收新党员，有事即由夏衍和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有难于解决的问题，向廖承志、潘汉年请示。周恩来还明确指示夏衍仍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用此合法身份和当时从欧美回国途经广州的中共党员及爱国人士取得联系。这样，夏衍旋即奉命离港赴穗复刊《救亡日报》，潘汉年在香港稍事安顿之后，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初赴汉，向中共长江局汇报前一阶段他在上海所进行的各方面工作，并听取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中共长江局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对他所作的努力作了充分的肯定。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还打算派潘汉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做郭沫若的助手，遭到Ｃ·Ｃ系骨干、时任该部秘书长张厉生的反对，张以潘“色彩太红”拒绝了这样的安排。１个月之后，潘汉年奉命从武汉返回香港。

　　就在这时，党中央决定建立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并指定廖承志、潘汉年为办事处的负责人。

　　于是，潘汉年协助廖承志，再次挑起了类似上海“八办”主任的担子。

　　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就设在香港著名的皇后大道１８号，为了安全起见，对外挂上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批发生意作掩护。

　　皇后大道１８号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海内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捐助。据潘汉年回忆，当时广大华侨之中，“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抗战以还，年余有兹”，“是以捐款成绩，值数千万元”。这批捐助的款项及有关物资，包括药品、医疗器械、救护车等，都在廖承志与潘汉年的具体指导下，由办事处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共同协作，通过武汉、重庆，及时转运到抗日根据地，送往艰苦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健儿那里。

　　办事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当时，国共两党关系比较融洽，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是老同盟会会员、首批中华革命党党员之一的吴铁城。此人在国民党内素有“铁老”之称，他从追随孙中山到追随蒋介石，成了反袁（世凯）、反赤活动中的风云人物。抗战爆发之初，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潮裹挟下，他对中共人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１９３８年４月，经夏衍等建议，潘汉年和廖承志赴穗拜访了吴“铁老”。吴设宴公开招待，并利用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吴的用意是想利用中共及其进步人士的合作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塑造自己热心抗日事业的形象。但潘汉年与廖承志的用意，则是通过吴铁城的合作，使驻港办事处更好地履行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推进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果然，在潘汉年和廖承志拜访吴铁城之后不久，广东军方实力派人士余汉谋也派人前来联络。此事由余部负责政工的谌小岑出面，通过左翼文化人士左恭找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为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从团结、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共同抗日的大局考虑，潘汉年与廖承志不但亲自登门拜访了余汉谋，还拜访了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曾养甫。谌小岑和曾养甫都是Ｃ．Ｃ系中当时参与国共合作谈判的国民党方面的牵线人，也是潘汉年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这几次会见，在香港和广州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统战工作，尤其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非轻而易举。有些事情不仅复杂而且棘手。有一次，与潘汉年在上海特科时有过情报关系的胡鄂公找上门来，胡当时的身份是孔祥熙的政治经济顾问，孔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其子孔令侃因主持扬子公司干了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丑事，而其妻在三十年代就曾利用蒋家王朝政权的力量，称霸中国股市，大发横财，弄得声名狼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为了挽回颜面，给人以“积极抗战”的形象，由胡鄂公献计，要孔令侃出面宴请潘汉年、廖承志等中共在港的头面人物，好借此宣传一番。潘、廖当然明知孔氏此举的用意，但又不能完全予以拒绝。因为当时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还没有得到孔祥熙的行政院正式承认，如果加以拒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共都没有好处。基于上述考虑，双方见了面。事后证明，潘、廖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久，潘汉年奉命返回延安时，孔氏还派人来与潘联系，不仅向潘保证在经济方面利用救济、补助等名义给边区政府以一定的支持，而且还交给潘汉年直接与孔祥熙联络的密码。至于孔家向潘提出所谓疏通中共的宣传机构问题，潘则表示回去可以向上级反映。后来，潘汉年在回延安途经武汉时，即将孔氏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汇报，由李向中央报告。同时，潘还将那份密码交给了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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