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

　　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的一天，位于上海租界华山路愚园路口静安寺西侧的百乐门饭店，走进来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个儿不高，长脸，挺拔的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乌黑的头发上涂着闪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尘不染，好一副小开气派！他自称萧叔安，住进了一间豪华型的套间。

　　这位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潘汉年。

　　潘汉年不是早就撤离了孤岛，为何又突然返回，而且住进了如此豪华的饭店？

　　事情还得追溯到１９３８年下半年。这年８月间，潘汉年在香港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令他迅速北上，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潘汉年日夜兼程，经广州、武汉返回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从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开幕至１１月６日闭幕，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出席会议的除大会主席团１２人之外，有中央委员及各方面的负责干部５６人，是“六大”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潘汉年不是中央委员，是以地区负责干部的身份参加的。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先后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的专题讲话，阐明了中共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政策，确立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方针，会议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特别是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所犯的右倾错误，并作出了相应的措施，撤销了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南方局管辖东南、西南各省，并兼管江西和上海。

　　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对于潘汉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由于会议确定把敌后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在这条战线上，潘汉年又堪称行家里手，他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领导人选；另一方面，由于南方局的建立，潘汉年此后的工作一直在周恩来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为他把握自己，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潘汉年被留在延安工作。１９３９年２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潘汉年参与了该部的筹建。中共中央社会部于同年１０月正式成立，由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长，潘汉年与李克农同为第一任副部长。这样，康生就又成了潘的顶头上司，此后潘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参与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这次到延安，心情十分舒畅，除出席中央会议之外，延安的群众性活动，他都乐意地去参加。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０日，潘汉年应邀出席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他要求青年记者认真宣传抗日将士的英勇战斗事迹，“系统地、具体地把它的事实内容，用生动的笔调”描写出来。

　　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邀请延安新闻界、学术界有关人士参加座谈会，潘汉年到会并作了发言。

　　３月１５日，潘汉年又出席了《新中华报》召开的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发表了意见。３月１８日，潘汉年出席了延安举行的各界人士纪念“三·一八” 惨案大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１１人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潘汉年也是其中之一，并主持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

　　３月２２日，潘汉年主持中央敌军工作委员会召开的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慰劳全体保卫工作人员。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潘汉年这次到延安，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的延安，同他两年之前第一次陕北之行途经此地时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这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战圣地”了。一批批热血青年，一群群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探求抗日救国的真谛，纷纷来到这里。在他们中间，有位名叫董慧的姑娘，由于她的出现，使潘汉年与许玉文之间早就形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终于圈上了句号。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１９１８年生于香港。她的父亲董仲伟是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时任香港商会会长，是港沪著名的实业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家庭的薰陶，使董慧从小就树立了报效祖国的志愿。１９３７年，她在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后到北京报考大学。时值“七·七”事变爆发，她随平津流亡学生一起到了西安，并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但是，抗日爱国的激情，使她毅然放弃在西安求学的机会，奔赴革命的圣地延安。经过考试，她被录取、分配到延安的抗日大学。１９３８年１月，这位富商巨贾的千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她２０岁。同年７月，董慧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与江青做了同学。

　　再说潘汉年到延安后，曾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董慧是一个最认真的学生。１９３９年春中共中央社会部酝酿成立之际，受组织的委托，董慧与刘人寿、黄景荷等人参加了由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干部训练班。潘汉年担任了主要的授课任务，他那深入浅出的演讲，生动幽默的话语，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斗争经历，深深地打动了董慧。潘汉年，就这样在这位比自己大１２岁的女孩的心灵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们俩最后也由师生关系而转为恋爱关系，并结为终身伴侣，真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１９３９年９月，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动手术，而当时延安又缺乏治疗条件，经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治疗，顺便了解和兼顾那里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临行之前，康生向他作了交代，要他根据情况和形势的发展，决定是否留在香港搞情报工作。带着治疗眼疾和组织上交代的双重任务，潘汉年离开延安经西安先到了重庆。他在重庆中共办事处附近的上大梁子青年会旅馆住下后，便约见了中社部派出的中共情报人员刘人寿、黄景荷。刘、黄两人是在２月初到达重庆的，按照组织上决定，他们是准备到上海去做情报工作的。在离开延安之前，潘汉年指示他们在敌占区要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要作长期埋伏的打算，因此，如有机会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就要学好，并嘱咐他们到重庆后不同重庆公开机关或地方党发生关系，只与香港、上海潘所领导的机构用邮政联系。刘、黄两人向潘汉年汇报了在重庆已经人介绍，准备去国民党海军民权舰学报务的情况，潘向他们交代了今后的工作，要他们学成后即赴港联系。

　　在渝期间，潘汉年看望了他的堂兄、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年，看望了另一个堂兄潘菽，潘氏三兄弟相聚于山城，互诉别后生活，“谈笑甚欢”。此外，潘汉年还在青年会的旅馆里会见了该社编辑部的章汉夫、许涤新，许对这次会面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那次会面，几乎谈了整个下午。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谈话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潘汉年在重庆活动了几天之后，便通过老情报关系的梅龚彬找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的谈判对手张冲，托他搞了一张机票，便离开重庆，飞抵香港。

　　一到香港，潘汉年立即与廖承志取得联系，向他汇报了此次来港的任务。此后，他一面治疗眼疾，一面协助廖开展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

　　两个月之后，潘汉年的眼病基本痊愈。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对潘汉年的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指示，要他以中社部副部长的身份，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指挥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当时，潘在香港所掌握的情报网的活动基点主要有三处：一是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由李少石负责，包括连贯、柯麟、徐明诚等。由于李少石等与国民党上层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是获取战略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是东北抗联驻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它的前身是东北义勇军驻沪联合办事处，由董麟阁主持，直接受东北抗联李杜将军领导。该处分别在天津、重庆、香港设有电台，潘汉年对此极为重视，到港后，“相互往来更加频繁”，潘经常亲临指导。三是苏联派驻香港的情报点，由朱伯生负责。主要的情报人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他们在帮助苏联搜集国际情报资料时定期与上述两个情报点进行横向联系。

　　根据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即将上述三处情报点纳入了华南情报局；接着又从廖承志处调来张唯一担任情报局的内勤和机要，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张是湖南桃源县人，“八·七” 会议后由郭亮介绍入党，是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好党员，人称“老太爷”。他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后不久，又新建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这一班子成立伊始，又吸收了刚从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董慧也在这时候加入。董在马列学院结束学业后，中社部即派她到香港，利用她良好的社会关系，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家简玉阶的女儿简竹坚和富有传奇经历的华克之等得力的情报干部，使潘部情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

　　自此之后，潘汉年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的第一线，他的活动范围也由香港而上海，乃至整个沦陷区，潘汉年也成了中共党内闻名中外的杰出的“情报专家”。

　　为了进一步扩展情报队伍，扩大情报工作的活动范围，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敌伪方面的第一手情报，潘汉年在加强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又奉命着手组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１９３９年９月，他带着董慧以及刘人寿、黄景荷等人，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此时上海“孤岛”的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作为中共在港沪地区情报工作的总指挥，潘汉年深感责任重大，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务艰巨。与过去三十年代情报工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昔日的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以及上海的地方势力，已经由对手变成了友军。因此，既要与日伪作殊死的斗争，又要善于利用矛盾、伪装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间；既要与友军合作和协调，在情报战线上贯彻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又要处理好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维护中共的根本利益。况且，情报战线绝对不同于真枪实弹的战场那么阵线分明，这里战线模糊、队伍混杂，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甚至有二重乃至多重的身份。因此，在这条战线上不仅需要那种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更需要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斗争的艺术性和斗争的灵活性甚至比斗争的原则性显得更为重要。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潘汉年到上海后，便化名为萧叔安，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也经常出入这家颇有名气的豪华饭店，潘汉年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顺便提及一事，３８年之后，１９７７年４月，当潘汉年含冤死于湖南长沙时，由于不能用真姓实名，他的妻子董慧居然用“萧叔安”的化名，为他树了一块墓碑，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潘汉年抵沪后，立即通过剧艺社的地下党员蓝兰和于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璇宫剧院寻消息，秘密传书第第斯。”潘的密友、当代著名戏剧家于伶对此有过下述一段回忆：１９３９年秋，汪伪傀儡登场，上海敌特猖狂。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璇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Ｋ电话，约我到“ＤＤＳ”咖啡店见面。他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窗口。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而。

　　有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重返上海情报战线的潘汉年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即以刘人寿、乔犁青、孟述先等为骨干，设立了几处活动据点，并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及辣斐德路（今复兴西路）两处建立了秘密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包括报务员、机务员、译电员以及递送电稿的通讯员，均从延安派来，且十分可靠，如贝勒路秘密电台的译电员侯德华，是山西人，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工作踏实、生活艰苦，在上海无亲无故，又不会讲上海话。他的工作的机要性和他本身的性格特点，使他同外界很少有接触，因而增加了电台的安全系数，他本人即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９年在这个秘密电台工作长达１０年之久。潘汉年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潘同刘晓的联系，除通过于伶传递信息外，还专门将成都路修德新村陈永箴家作为联络点，陈的组织关系属刘，为刘传送文件的还有李宝球，而为潘传递文件的则是黄景荷。

　　潘部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人员，各个时期包括内勤外勤不过三四十人左右，队伍短小精干，富有极强的战斗力。他们之中从事内部工作，如译电、报务、财会、交通等的人员主要来自延安，如上述的侯德华。董慧到上海后，即利用她父亲所开设的道亨银号（后改为银行）上海分行职员的身份，负责潘部的财务。另外，潘的情报人员中也包括从原来情报系统调来的同志。

　　正是依靠了上述的情报网络，潘汉年以自己的大智大勇，采取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奔波为党险如夷”，创造了中共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

　　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两面分子”，晓以民族大义，为我所用，这是潘汉年情报工作中运用自如的斗争艺术。

　　到上海后，为了尽快完成延安中央首脑机关所急需的情报，根据中央关于“大胆地吸收各界各类人员”，“即便是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的人，只要他今后愿意为我党工作，亦可利用”的方针，潘汉年把眼光瞄准了一个特殊人物：袁殊。

　　袁殊是湖北圻春人，又名学艺、军光，化名曾达斋，早年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初回国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曾主编《文艺新闻》，发表过不少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品。作为同路人，袁殊与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往。不过，袁殊当时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笃，在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之后，袁也被吸收加入了中共情报行列。自此开始，与潘汉年有了工作上的直接联系。１９３３年，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前后，袁殊则奉派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期间，袁又利用日本友人的关系，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岩井英一建立了关系，并接受其津贴。这样，他就成了中共与日本方面的双料高级谍报人员了。

　　１９３５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三次大破坏，袁殊也被军统局逮捕，旋即叛变自首，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顾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害怕得罪日本人，逮捕袁殊的特务机关于翌年春将他释放。此后，袁东渡日本，继续与岩井保持关系，并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１９３７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沪宁杭，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之际，袁殊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继续和军统吴醒亚保持关系，一面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联系，但又不知中共对他抱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希望借此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醒亚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有联系的。”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袁殊继续与中共合作，并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后来，潘汉年回延安时，即将袁殊的情况向中社部作了汇报，康生在中央特科时期也认识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识，认为可以争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关系，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

　　１９３９年初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后不久，袁殊正好赴港参加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当他获悉潘也在香港后，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向潘汇报情况时，隐瞒了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及他目前的真实处境。原来，１９３９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部署，准备破坏汪伪特工总部“７６号”时，不慎被抓获，由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亲自审问。当袁殊供出与岩井英一关系时，李即与岩井取得联系，由岩井出面保释。

　　岩井是个中国通，他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的高级特务头子。此时他正任职于上海日本使馆，名义上为副领事，实际上是岩井机关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汉奸，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岩井与袁殊早有往来，这次袁被保释后，便加入了岩井特务机关，成为其中一名正式的情报人员了。

　　根据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按时来到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殊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说明自己目前的身分和处境。在这种特定的场合，潘汉年没有对袁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忠告，而在事后又继续信任他，这一方面表现了潘汉年对情报工作的自负和为人的厚道；但另一方面也正好暴露了他太重感情的性格。难怪他的老战友，与袁殊相当熟悉的夏衍当时就劝他不要用袁，事后还惋惜地说： “汉年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人不慎，轻信袁殊就是一例。”不过，就是像袁殊这样的人，正是在潘汉年的争取引导之下，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做了不少工作。有学者认为，潘汉年利用袁殊这件事，得失相比较，得是了不起的，而“失”却被人为地抓住不放，进而冠之于“内奸”，真是冤枉至极！至于袁殊，自从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助岩井建立所谓“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先后担任过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日本投降后，当国民党政府拟按汉奸罪对袁殊提出起诉时，由中共将他转移到根据地，此后，袁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１９５４年军委审干时对他所作的结论比较准确，结论认为袁在１９３５年被军统逮捕后自首属于严重政治错误，指出袁后来为中共情报机关服务，应充分给予肯定。１９５５年４月，袁因潘案而牵连入狱、１９８２年又因潘案的平反而平反，这是后话。

　　袁殊把事情讲完后，突然话锋一转，问潘汉年：“你到我这里来，恐怕已经被日本特务注意到了。我应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袁殊的问话，无疑给潘汉年出了一道难题。袁要从潘的口中套出真情，潘则镇定应付，他淡淡地回答：

　　“既然这样，你就将计就计在敌伪内部站住脚，取得合法地位。同时搜集敌伪情报向我提供。只要是为抗战真正出力，我们是会谅解的。至于我们这次会见，你就说我过去是一个左派人士，大革命时期曾经和林伯渠、郭沫若、叶剑英、叶挺等人熟悉，一向是反蒋的；目前在香港，主张中日和平解决争端，是可以帮助你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的。”

　　听了潘汉年的话，袁殊得到了满足。因为袁深知投身于岩井机关将意味着什么？何况，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泯灭良知，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的汉奸分子。他是在岩井保释之下进入日特机关的，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不得不为之的事情，他要为自己寻找出路，而作为曾经服务于中共情报机构的他，取得中共的信任和谅解，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潘汉年的话解除了他的疑虑，也为他指明了工作方向。于是，他进一步问：

　　“要是岩井要求我将你介绍给他怎么办？”

　　潘汉年考虑到袁殊这条线索的特殊关系，他虽然知道与岩井见面的后果，更知道情报战线上的风险，但为了扩大搜集敌伪情报的来源，他决定乘机打入“岩井机关”，深入虎穴，去和岩井周旋。因此他坦然地回答：

　　“那我就用胡越明的化名同岩井见面，就说我愿意和你在香港合作搞情报。”

　　潘、袁百老汇大厦秘密会面之后，袁殊即将潘汉年的情况报告了岩井英一。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系统领导人，岩井自然特别有兴趣，他还答允与潘汉年直接联系。于是， “胡越明”之名，就被列入了日特“岩井机关”的中国人花名册上。

　　时隔不久，潘汉年接到袁殊通知，要他在上海虹口区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里，和岩井会见。由于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双方都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情报内容。岩井也没有向潘汉年提出什么具体任务，只是十分客气地称潘汉年为“胡先生”，欢迎他同袁殊合作，做他们的朋友。随后，岩井又问了香港和重庆方面的一些情况，问了他都认识哪些人，等等。潘汉年也一般性地讲了一点香港和重庆大后方的情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情况，还谈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的关系，等等。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年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以便团结、联系一批人，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他们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２０００元，另外还要提供办刊的筹备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我搜集战略情报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的计划很快被岩井所批准。于是，一个以《二十世纪》为刊名的杂志，扮起“灰色”的脸宠，出现于世人面前。该刊由恽逸群任主笔，郑禹森为助手。他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又都是潘汉年手下的老情报人员，因此，该刊编辑也就成了中共一个安全可靠的情报活动据点。至于向岩井机关提供的情报内容，经潘汉年与廖承志、张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及国共合作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英、美、苏在香港的动态。这些情报均有分寸：不能太过，也不能没有价值，但以无损于中共的根本利益为准则。

　　就这样，中共的情报网络，经潘汉年编织，渗透到了日特“岩井机关”；一份份有用的战略情报，经潘汉年之手，转达到了延安中枢机关。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袁殊等人的关系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１）１９３９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２）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３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３）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怪不得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１９８２年８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通知中也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不仅如此，潘汉年还利用“岩井机关”，掩护了自己和潘部一批情报人员。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并进驻上海租界。潘汉年通过袁殊，让岩井为他办了一张显示个人身份的证明。证明文件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签发，说明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问，请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系。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专门房间供潘汉年使用。潘汉年利用这些条件和刘人寿、董慧等人联系，指导工作。

　　香港沦陷后，局势十分紧张，潘汉年又通过“岩井机关”，取得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 “帮助”，先后将何香凝、廖承志等安全撤离，并将潘部情报人员，分两批撤离香港。其中徐明诚、陈曼云、高志昂等撤到内地；张唯一、恽逸群、王却尘、何积、潘丽华、叶文津等撤至上海。恽逸群因有《二十世纪》的关系，到上海后就由潘汉年派往“岩井机关”，潘对他说：“现在形势很复杂，党中央要求我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因此要设法钻入敌伪组织内部。我已跟袁殊讲过了，你就到他掌握的岩井公馆去。” 后来，恽逸群就在“岩井机关”所属的上海编译社任社长，在日伪的报刊《新中国报》、《杂志》、《政治月刊》上发表“曲笔”文章进行宣传，继续开展情报活动。于是，日特 “岩井机关”里又多了一名中共的情报人员。

　　就这样，潘汉年利用情报对手，为我所用。体现了他比对手的高明之处。他的成功和所创造的辉煌，实在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一大创举。

　　几乎在潘汉年通过袁殊的关系，渗透到日特“岩井机关，积极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潘部的情报人员又打入了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进而潘亲自出马，周旋于汉奸巨憝之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在汪伪情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对手，正是使人谈虎色变的“７６号”魔穴的大魔头李士群。

　　对于李士群，潘汉年是比较了解的。他是浙江遂昌人。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就读于美术专科学校及上海大学，后曾赴苏留学。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不久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士群与上海青帮搭上了关系。１９３２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机构逮捕，旋即投降，被任命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成了一名Ｃ．Ｃ系的特务分子。１９３３年春，当潘汉年在中央特科派遣“红枪队”制裁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时，因涉嫌此案，李被逮捕，解押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受审。后经他的老婆、Ｃ．Ｃ系上海区情报员叶吉卿带了大量珠宝首饰赶到南京营救，上下使钱，左右贿赂，才使李获释。此后李一直郁郁不得志。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由南京逃至武汉。１９３８年夏秋之际潜赴香港，经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引荐，到上海投奔日本驻沪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清水要他为日本情报机关服务，他满口答允，并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７６号建立了一支武装的汉奸特工队。待到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李士群的“７６号”由日方撮合，被汪伪接收，成了汪伪汉奸集团 “打天下”的工具，李士群因此也受到重用，先后担任了汪伪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政务次长、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伪江苏省省长等要职。但李士群投敌之后，表面上虽然与国民党军统、中统形同水火，但暗中仍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对中共方面，他也设法寻找关系。他的目的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是李士群乃至周佛海等汉奸巨憨的共同心理状态。

　　李士群是一个朝三暮四之徒，“有奶便是娘”是他的基本的性格特征。有鉴于此，潘汉年在１９３９年春离开延安之前，就曾与康生等中社部领导一起讨论过李的问题，认为有条件地与他建立某种联系，争取和利用他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果然不出所料，１９３９年秋，当潘汉年到达香港后不久，李士群正通过关系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表示：他愿意和中共联系，并提供必要的情报。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将他的朋友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工作，由胡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人员。

　　胡绣枫与他丈夫李剑华都是潘汉年系统的中共情报人员，他们长期战斗在敌人阵营中。李士群对胡的情况也很熟识，他要胡作为他与中共的联络人，是想取得中共的信任，并以此在日本人和汪精卫等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能耐。不过此时胡夫妇俩正在大后方做国民党上层工作，一时难以抽身。由于事关重大，上海地下党组织立即密电请示南方局。

　　时任八路军参谋长，此时正在南方局协助周恩来开展统战工作的叶剑英，接到上述电报之后，立即与香港方面的廖承志、潘汉年等取得联系。并通报了李士群的动向，向他们征询派遣何人接替胡绣枫，做李士群的联络工作。经潘汉年推荐，上海的地下党员关露担当了此任。于是，中共南方局以叶剑英的署名电报，指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知关露速去香港接受任务。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是胡绣枫的姐姐。她早年因逃避家庭包办婚姻，毅然出走。１９２８年考上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多篇小说、诗歌。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旋即在女工中间开展宣传、组织活动。这期间，她还参与了“左联”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关露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现在，组织上又要她去接受新的任务，关露稍加准备，便乘船南下香港。

　　到达香港后，关露按约定去见廖承志和潘汉年。廖此时仍负责港澳侨胞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实际情报工作及对李士群的工作则由潘负责。因此，在廖承志向她转达南方局的指示后，潘汉年就对关露的具体任务作了布置。潘对她说：“你回上海后，要到汪伪特务机关去做策反工作，找李士群秘密联系，争取他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此时，关露才知道组织上的意图。她深知这项特殊任务的艰巨性和危险性，但既然是党的安排，就“欣然同意”了。接着，潘汉年又叮嘱她：

　　“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并反复强调：“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

　　听了潘汉年这番话，关露觉得自己今后将要忍辱负重地为党工作，这不是组织上的信任吗？想到这里，她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接受任务之后，关露迅速离港返回上海，并赴“７６号”汪伪特工总部去见李士群。李将她留在那里，担任与潘汉年联络的任务。不久，潘又委托上海的中共情报人员吴成方具体与关露联系。关露就这样放弃了革命作家的称号，背着“汉奸”的黑锅，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为党工作。

　　再说潘汉年以胡越明的化名，进入日特“岩井机关”活动后，不仅引起岩井的重视，也受到了侵华日军的特工大头目、“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的注意。

　　影佐是日本军界有名的“中国通”，曾任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兼陆军省军务课长。在潘汉年此次返沪前一个多月，即１９３９年８月下旬，影佐奉命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７号建立了一个日特机关。因此处对外的公开名称为“梅花堂”，故称“梅机关”，又因机关长为影佐，亦称“影佐机关”。“梅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护汪精卫集团，扶植汪伪中央政府的建立。１９４０年３月，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影佐被任命为伪廷最高军事顾问，因大小事情都得“顾问”，即被时人称之为伪廷的“影子”。

　　这个伪廷“影子”，不仅是汪伪汉奸的“太上皇”，也是在华日军特务“谋略”活动的 “总指挥”。作为其“业务”上的属下，岩井英一接收潘汉年为“岩井机关”情报人员一事，当然要向影佐汇报。影佐随即表示同意，并提出要与潘见面。对潘汉年来说，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不仅不能加以拒绝，而且只能如约前往，才能取得影佐的“信任”，以便日后在 “岩井机关”“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日方安排，这次会晤地点选在上海虹口区的“六三花园”，并以宴请的方式进行。作陪的有岩井英一和袁殊。席间，影佐只是一般地询问了潘汉年的情况，潘则向影佐谈了一些大后方的消息和香港方面的民主人士的情况，并表示可以为“和平运动”做些事，影佐表示欢迎。席间，潘汉年乘机提出要求说，汪精卫政府的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是他的老朋友，他应当去打个招呼，希望能和李见面。影佐表示同意。

　　由于这次会晤，潘汉年直接开始了和李士群、周佛海乃至汪精卫等汉奸巨憝之周旋。在这场充满风险的政治斗争中，潘汉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至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并且殃及关露。潘案发生后，关露即被视为“要犯”，由公安部逮捕关押，到１９５７年释放，此后又受尽了折磨。而李剑华、胡绣枫夫妇也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文革”中再次遭到隔离审查，因为没有“胡编乱造”，就说他们是“舍车马，保将帅”，与潘汉年“互相包庇，狼狈为奸。这是后话。

　　那末，潘汉年为何要提出亲自会见李士群呢？因为这时太平洋战争业已爆发，香港沦陷后，潘的情报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了上海。而此时上海的形势也更为险恶，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和情报工作人员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正常运转，潘汉年认为自己有必要亲自出马，和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直接打交道，以便进一步观察敌情，谋划对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李士群本身因其地位和权势的不断扩张，不仅手伸得很长，而且不像以前那样俯首贴耳了。他不仅与他的拜把子兄弟、顶头上司周佛海发生了矛盾，甚至与沦陷区的日军头目也有冲突。因此，能够利用敌营中的内部矛盾，做到于我有利，为我所用，这正是一个高明的情报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基于上述考虑，潘汉年才请影佐打招呼要求约见李士群。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与影佐会晤之后，潘汉年又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一起慎密地研究了一次。两人形成共识，认为根据李士群的经历和性格特点，特别是目前的处境，由潘汉年亲自去见他，既有必要，而且也可能会有效果。

　　于是，潘汉年正式通知李士群身边的关露和打入“岩井机关”的袁殊，向李士群试探，获悉李很愿意与潘见面。这样，潘才决定让袁殊具体安排。

　　１９４２年２月的一天，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来到了愚园路１１３６弄李士群的家。１１３６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弄内有１０余幢独立的小洋房，是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在上海的家，因此，这里成了汉奸巢穴。

　　对潘汉年的到来，李士群似乎十分得意。这两位原来都是中共队伍中的一分子，本是同壕“战友”，现在却成了誓不两立的政治对手。当一个为民族的大义冒险而来的时候，另一个却以阴暗的心理审视一切。两人寒暄之后，李士群笑着对潘汉年说：

　　“过去当共产党时，常说要夺取政权，我现在已经夺得政权了。而你呢，现在在新四军担任什么呢？”

　　对李士群的这番“高论”，潘汉年未作任务解释，只是淡淡一笑。李自知无趣，便马上转换话题：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力帮助，我也希望你们能对我多帮助。”

　　对此，潘汉年回答：“我们欢迎你的这一态度。”

　　这次会见，双方都未涉及实质性问题，仍属试探性的接触。在这次会见中，除袁殊外，在场的还有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时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的胡均鹤。当场，李士群就敲定其与潘汉年联系的任务，今后由胡来负责。

　　胡均鹤，原名登云，江苏苏州人，早年加入中共，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１９３２年被捕叛变，旋即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抗战爆发后调任国民党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不久被汪伪“７６号”特工总部逮捕，又投靠了李士群，先后担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汪伪警政部视察、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兼“７６号”外围组织“上海社”书记长等职，是李士群手下的一个大红人。胡与李怀有同样的心理，即要为自己留条后路。胡还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赵尚志的妹夫，并照顾了赵尚志父亲的生活，帮助过东北抗联在香港的电台。因此，他对李士群的安排满口答应。胡为潘、李作联络人，事后也经潘汉年的报告，得到了延安中社部的同意。

　　至此，潘汉年不仅将关露安插于李士群身边，自己还亲自出马与李士群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保持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中共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汪伪“７６号”特工总部的核心。

　　两个月之后，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家里约见了潘汉年。对于这次会晤，尹骐在《潘汉年传》中作了如下叙述：“这是一次李士群实践要‘帮助’中共的会见。会见时，李士群首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在苏北盐阜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在会见结束之前，李士群又拿出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交给潘汉年，说潘可以随时取用，以表示在经济上对潘在上海工作给予支持。潘汉年当即婉言谢绝，但李士群一再坚持请潘收下，潘汉年为了不给对方造成难堪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印象，也就暂时收下了，但后来一直没有动用。”

　　在这期间，潘汉年的情报网络还深入到了被称之为汪伪股肱的周佛海那里。

　　周佛海是湖南沅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是中共“一大”１３名代表之一。大革命初期自动脱党，不久便投靠蒋介石，成为蒋智囊团中一名“文胆”，在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统治活动中，出谋画策，充当“军前的奏乐的鼓吹手”。１９３１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中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是国民党内“低调俱乐部” 的主持人，与汪精卫同唱一个曲调。从此改换门庭，投入汪精卫麾下，成为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一个主要策划者。汪伪政权在南京开张后，周最先担任伪警政部、财政部部长，控制了汪伪军事、财政、特工大权，被称之为汪伪政权“权力的象征”。

　　对于周佛海这样的人物，潘汉年采取了与对付李士群一样的策略，就是严加防范与争取利用相结合，尽可能为我所用。１９４２年春夏之间，潘汉年在李士群、胡均鹤的陪同下，在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交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之后，潘汉年又在上海“７６号”内与周佛海、李士群见了几次面，周的妻子杨淑慧每次都在场。潘案发生后，杨因此也被审查，被要求交代周与潘会面的详细情节。１９４２年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他将去淮南根据地。临行前，周佛海还在“７６号”为潘汉年饯行。

　　１９４２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张子羽，名振鋆，又名允明，字叔平。他是清末管学大臣兼礼、刑、吏、户各部尚书张百熙之子，曾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部秘书等职。他名义上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实际上是受潘汉年指导。他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的关系，与周联络。周亦称他为“老友”。张此后经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１９４７年，周佛海被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张子羽曾代表潘汉年去探视，再次进行策反，张告诉周，潘汉年希望周将自己的一些重要关系交出来，好替共产党做点有益工作，但被周拒绝了。

　　除张子羽外，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他们。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１９４５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从渗透日特“岩井机关”到打入汪伪“特工总部”，从策反李士群到策反周佛海，潘汉年对党的情报工作真算得上煞费苦心了。其手段之运用，简直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其方法之高明，无与伦比。潘汉年不愧为中共第一流的情报专家，堪称中外情报战场上超一流的高手！

　　俗话说：智者千虑也有一失。潘汉年万万没有料到，在他两次会见李士群之后，为他联络的胡均鹤竟与李士群合谋做了手脚，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块心病，也为潘的政治生命埋下了祸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潘汉年的情报网络打入日伪特务机关之后，潘自己则数度往返沪宁与淮南根据地。１９４３年春，潘汉年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并担任了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根据延安情报中枢的指示，潘汉年当依托华中局遥控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就在这时，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来自与新四军各部对峙的日伪军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为此，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把潘汉年找来，要他对宁沪两地的情报网系作出新的部署，尽快搜集这方面的情报。潘汉年与有关同志经过磋商之后，便向饶漱石建议，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敌占区，以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在取得饶漱石批准之后，潘汉年便带着交通员何荦，于３月下旬离开根据地，再次潜赴上海。一到上海，潘汉年先与负责电台工作的刘人寿取得联系，了解了在他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离沪之后的上海情报工作情况，随后便约见了胡均鹤，提出要和李士群见面。胡告诉他，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说要和李见面，只有到苏州去。

　　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苏州后，便迳直来到李士群家里。但李家里人称李士群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究竟该不该去南京？胡均鹤、李士群的葫芦里究竟埋的是什么药？潘汉年一时无法判断。不过，出于对此次南下要完成的任务考虑，潘汉年还是决定去南京一趟，以便会见李士群。

　　不料，潘汉年到了南京与李士群见面后，李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接见他。李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到了这个时候，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胡均鹤预谋的真正意图。他们用欺骗的方法，让胡将潘汉年带到南京来，然后挟持他去见汪精卫，从而一方面显示他李士群有能耐，另一方面则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向汪精卫邀功，使汪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当时在“与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事情到了这一步，请示汇报吧，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李“翻脸扣人”倒并不在乎，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证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凿消息，就必将落空。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险去闯一闯。

　　对于汪精卫的过去和现在，潘汉年既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又是十二万分的蔑视。

　　汪精卫此人，名兆铭，字季新、季恂，精卫是他的号。其祖籍在安徽婺源（今江西省），后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历经明清两代，其父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即寄籍于此。由于得风气之先，汪精卫于１９０４年东渡日本留学，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反清革命的舞台上，曾慷慨悲歌，有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语，为时人所称颂。大革命初期，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弥留之际，起草孙的遗嘱，增加了政治资本。同年７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极力表示革命，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１９２７年春，正当北伐军胜利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向纵深发展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到３个月，那个言必称改组精神，文必举联俄联共的汪精卫，因为屈服于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露出了杀机，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与蒋介石殊路同归，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到了内战的苦海里。此后，汪与蒋之间在国民党政坛权力之争中，时而剑拔弩张，唇枪舌剑；时而杯酒言欢，厮守共枕。抗战爆发之初，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参议长的汪精卫，却被日军的气焰吓破了胆，从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迅速颓变为一个民族投降主义者。１９３８年秘密逃离重庆，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伪中央政权，坐上了“傀儡王”的交椅。

　　当年，潘汉年曾对这个反共魁首作过无情的鞭挞；今天却要去会见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这既是在李、胡挟持下的被迫行动，也是情报战线上不可避免的偶发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潘汉年在特殊使命的驱使下所进行的超乎常人的勇敢而大胆之举。对于这次会见，尹骐作了细致的描述，他写道：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描述了上述情节之后，尹骐不无感叹地继续写道：“谈话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问题上所作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离开汪精卫公馆之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陪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谈。在这期间，潘汉年还与刘人寿等商议了敌占区和淮南根据地的交通和联络问题，对沪宁地区的情报工作作了布置和交代。

　　４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

　　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关于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大动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了下来。对潘汉年当时的动机和心态，陈修良的见解比较公允。她说：

　　“潘认为此事并非损害党的利益，不过是一个工作问题，无关大局。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看到“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错误，他怕说出来会见汪某的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把此事向党报告。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同样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

　　再说李士群自潘汉年走后不到半年，因误食了日本人的半只有毒的牛肉饼，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９日在苏州家里暴死。于是以潘汉年和李士群为主角的情报战至此收场。但在这场持续了４年之久的情报战中，与汪精卫会见一事，对潘汉年是一块特大的心病；对中共党的组织，却是一个尚未揭开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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