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

　　“七大”闭幕之后刚好６０天，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日本政府照会同盟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消息通过无线电电波很快传到了延安。

　　这天夜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各机关的干部战士，同延安各界人士，纷纷走出窑洞，大家打着火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向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无数火炬汇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像一条长长的火龙，蜿蜒游动，蔚为壮观。人们围着杨家岭前熊熊燃烧的巨大篝火，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潘汉年、董慧两人也都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里，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不过，包括潘汉年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在胜利面前将意味着什么。早在“七大”期间，毛泽东就严肃地提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尖锐问题：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主义半封建的国家，这无论从理论信仰，还是从阶级的利益考虑，中国共产党人无疑选择前者，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势必选择后者。于是，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了，激化了。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包括日本投降后不久，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与蒋介石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此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又继续留在国统区与国民党代表谈判，表达了中共的和平诚意。然而，共产党人的种种努力，亿万人民渴望国内和平的迫切愿望，很快在严酷的现实中化为泡影。在民族战争的火药味尚未消失之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却加紧以武力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加快了发动内战的步伐。于是，一支支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从陆地、空中和海上被运往敌占区，强占各战略要地；一批批接收大员，从大后方接踵而来，“接收”财产，接管沦陷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面对国民党的步步进逼，与日本侵略军整整拼杀了８年之久，并且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为捍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作斗争，不能不为可能出现的新的内战做准备。因此，中共在努力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丝毫没有松懈过自己的警惕性。日本投降后，中共军队奉命开往敌占区周围，同时派出大批党政干部到敌占区开展工作。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较量正在酝酿之中。

　　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潘汉年被派往东北。东北是一块肥得冒油的宝地。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这里交通便利，还有国内第一流兵工厂，日本关东军留下了大批武器装备。这一切表明，谁拥有东北，谁就将在国共决战的较量中占有优势。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东北局领导机关进入东北不久，潘汉年与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凯丰、王鹤寿等一批高级干部便走上了“闯关东”之路。他们在延安乘飞机先抵达晋察冀根据地，然后乘坐汽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当时东北局所在地沈阳。

　　潘汉年此行的任务，仍作为中社部的干部到东北负责情报工作。他们一行到达沈阳时，内战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烈，刚刚立足未稳的东北局机关正准备离开沈阳向抚顺转移。潘汉年即与时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的邹大鹏商量决定：邹随局领导机关撤离沈阳，因潘汉年初次来沈阳，没有人熟悉他，由他留下指导此地的情报工作。为此，邹大鹏将当时沈阳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张为先介绍给潘汉年，张还安排化名为陈百学的肖向前，掩护潘的活动，让潘住在肖的家里。

　　１９４６年２月，董慧也到了沈阳。为了掩护潘汉年开展工作，董慧暂时不参与任何活动，仅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出现。于是，日常的油盐酱醋，买汰烧，均由她一人操办。这位富商的千金小姐，党的情报战线上的女中豪杰，竟又是一个典型的在东方文化薰陶下的贤妻良母。

　　正当潘汉年在沈阳的情报工作初步展开之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一天，张为先跑来向潘汉年报告，他以前的一个关系被捕叛变了，张本人必须暂时离开沈阳。这样，潘汉年在此地的工作就失去了依托。恰巧这时参加军调部的饶漱石正在沈阳活动，他与助手住在市内一家大旅馆里，潘汉年设法送信给饶，向他请示自己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饶、潘之间虽有芥蒂，但决不影响正常的工作，这就是中共党的组织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之一。饶见信后，遂派叶文津去见潘汉年，转达他的意见：或去大连找华中局驻大连的机构，或去北平找军调部的李克农，由潘自己决定。

　　按照饶漱石的意见，潘汉年与张为先、董慧等商量后，决定去北平找他的老战友李克农。

　　李克农是中共情报战线的排头兵之一。早在中央特科时代，他就与钱壮飞等人奉命打入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领导中枢，为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潘汉年调入特科后，两人有了直接的工作关系。此后在长征途中、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他们又都担任了中社部副部长的职务。在共同的战斗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七大”后，李克农仍继任中社部副部长，而潘汉年则没有明确的职务，虽然他还是以中社部干部的身份重返情报战线的。抗战胜利后，李克农奉调出任军调部中共方面的秘书长，进驻北平，协助叶剑英等处理北京军调部的日常工作。

　　李克农在军调部接待了潘汉年，并电告延安，请示潘的工作安排。根据中社部的指示，潘汉年旋即飞返延安复命。３天之后，中社部正式通知他：要他速回北平，然后南下，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对这一决定，潘汉年的确感到由衷的高兴。

　　原来，这时国民党已“还都”南京，国共两党的谈判也由重庆移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设在梅园新村１７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就住在此地。中社部的决定，使潘汉年意识到，自己将要回到长年战斗过的地方，并且直接接受周恩来的亲自领导，这使潘汉年、董慧感到十分高兴。多年来，潘汉年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真心诚意地敬重他。自从进入中央特科后，潘汉年就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学做情报工作；福建事变前后，潘汉年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与十九路军谈判，并出使闽省协调双方行动；长征前夕，潘汉年又受周恩来派遣，与何长工一道赴粤与陈济棠部密谈，为红军的长征缓解了南厢之围；长征途中，潘汉年这位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也在周恩来这位总政委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此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中，在艰苦卓绝的８年抗战中，潘汉年又在周恩来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下工作……在许多场合，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周恩来总是慧眼识英雄、知人善任，把潘汉年放到重要的岗位上。眼下，内战一触即发，国统区正需要大力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而能够全面负责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周恩来自然又想到了潘汉年。因此，当周得知潘汉年和董慧在北平待命时，便立即通知中社部，将潘调往南京。

　　接到中社部的通知，潘汉年与董慧同机从延安飞返北平后即转乘军调部飞机直飞南京。他们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相谈甚欢。不久，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去上海与当时上海站的负责人华岗取得联系，等待分配具体的工作。到上海后，潘汉年就住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１０７号“周公馆”。

　　马斯南路１０７号是一幢独立的三楼一底的花园洋房，这里原为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驻地。因为国民党当局为限制中共代表团的活动，不同意挂有正式名称的牌子，因此对外称为“周公馆”。

　　潘汉年到达上海时，已是１９４６年６月了。未过几天，周恩来也从南京赶来。鉴于局势已经相当严峻，国共谈判即将破裂，周恩来要求潘汉年以指导党的秘密工作为主，因此在与党的其他战线保持密切联系，以取得其支援和帮助之外，一般不进行公开活动。

　　任务已经相当明确了。虽然潘汉年在中社部没有一个明确的职务。但作为一个老党员，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决不计较这些，相反，他倒像一个“不管部部长”，在情报、统战，乃至宣传等几条战线上同时开展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在上海负责指导情报工作，这对潘汉年来说，真可谓驾轻就熟。此时，留在上海的情报关系原属潘部或与潘部有直接联系的有张唯一、刘人寿的情报点，这是潘汉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亲自建立的。张转移到香港后，日常联络由刘人寿负责。具体指导在潘汉年离开华中局后先后由刘长胜、徐雪寒、于毅夫等负责，抗战胜利后改由上海地下党沙文汉负责。潘汉年返沪后，这一摊子又归潘直接指导。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先后与老的情报关系，如依托在军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徐明诚的情报点，刘少文、龚饮冰的情报系统，以及金仲华、李剑华、陈曼云和时在上海经营《时事新报》的胡鄂公、钱铁如（钱纳水）等取得了联系，并与有关情报人员专门研究讨论了目前的工作状况，总结了经验，部署了今后的工作。

　　由于潘汉年的到来，上海的情报工作此后就更加有声有色地开展了起来。他们利用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军统、中统、警察局、海运、空运等方面的各种关系，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据刘人寿、何荦回忆，这些情报有：（１）１９４５年秋在美国支持下大量蒋军从大后方空运到沿海城市和东北的情报；（２）华中“剿总”战报、东北战役中海上军运情报；（３）国民党关于徐蚌会战的部署；（４）江防计划，江阴要塞、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情报；（５）国民党国防部人事情报，联勤部组织系统、补给表，战斗序列、蒋军运输计划；（６）解放区大华贸易公司金柯秘密叛变的情报，军统、中统上海机构人士以及他们搜集的有关基层革命组织的情报，以及有关苏联在沪机构活动的情报；（７）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获悉蒋将下台，李宗仁将上台等等的情报。

　　在上海大约工作了近４个月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底，潘汉年奉命向香港转移。到香港后，潘汉年仍然把情报工作作为自己这个“不管部部长”的工作重点，并利用董慧的社会关系，有效地掩护自己的工作。同时，他又派简竹坚作为主要联络人员，为他沟通同各方面的联系。简时任香港健全中学的校长，该校由简家创建，她利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这样的职业作掩护，开展秘密工作。不久，潘汉年又将张唯一、张建良等从上海调来香港，后又经夏衍介绍吸收了杜宣（桂苍凌）为情报干部，另由张建良介绍，先后吸收了邝鸿藻、杨建平为情报干部。这样，潘汉年就在香港组成了一个由他直接指挥的精悍的情报班子。为了扩大情报来源，潘汉年还通过地下组织在广州和澳门搜集各类情报。而香港及华南方面的所有情报， “都由张唯一汇总编写，由潘汉年审定签发，通过无线电波不断传送给中央情报部”。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在这一时期重返情报战线所进行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的杰出贡献也已写入了史册。就在他被捕之后，１９５５年７月，他的战友李克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他这一时期的工作，仍然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两地的情报组织的来往电报及从１９４９年缴获的蒋特档案看，这时期潘汉年所属上海、香港两地报告了有关蒋匪的军事调动、建军、向解放区派遣特务、蒋特电讯侦测情况、蒋美关系……等情报，现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一片打倒的呼声中，能为潘汉年说上这么一些公道话，实属难能可贵，也从反面证实了潘汉年在这一时期开展情报工作的实绩。

　　“阳羡处处有洞天，荆溪步步皆胜地。”历史悠久的荆溪河，是宜兴的象征，是宜兴人的骄傲。因此，在阳羡文化群体之内，以荆溪为笔名，或以文会友，或著书立说，或挥毫落纸者，亦不乏其人。潘汉年也有这样的雅兴。

　　潘汉年此次重返沪上，应上海《联合日报晚刊》郑禹森的约请，要他不受任何拘束“写一点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于是，从１９４６年９月９日到１２月３日，该刊综合版自刊出潘汉年以荆溪的笔名所撰写的开首篇《上下古今·题解》之后，即在“上下古今” 的栏目之下，连篇累牍地刊出了他的杂感式的短文，共计４４篇之多。

　　《联合日报晚刊》是在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即“周公馆”的直接领导之下，以民间报纸的面貌出现的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块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董必武等对该刊予以经常性的关心、指导。出于该刊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当时国统区严酷的环境之中，加之潘汉年本人又担负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样，他就只能化名“荆溪”，只能以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 “曲笔”，来纵论“上下古今”了。为此，他还在《题解》中申明，他写的“随笔”，“仅仅是在这里想说到的东西，乱七八糟，好比四川人所谓‘摆龙门’，北方人所谓‘闲扯淡’。于世道、人心无关，既不尊孔，也不崇洋，更说不上‘美国作风’、‘海派噱头’，只是无所谓而谓之”。

　　果真是“于世道、人心无关”？果真是“无所谓而谓之”？这仅仅是潘汉年的一种巧妙的斗争策略而已。实际上，潘汉年这数十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以其犀利的笔锋、宏伟的气势，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尤其是潘汉年在文中围绕国统区人民最关心的两件相互关联的大事，即政治上的民主与和平，经济上的破产与民生，以事实为依据，揭露了国民党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和罪恶行径；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渴望民主，反对独裁的强烈愿望，“很配读者的胃口”。

　　纵论“上下古今”，潘汉年首先把文章做在东北。东北是战后国共两党争夺战略要地的重点，也是能不能真正实现国内和平的焦点之所在。同时，又是他与董慧两人于抗战胜利后共同战斗、生活的地方。从“上下古今”栏目开设之日起连续６天，潘汉年发表了《从东北说起》、《中秋话东北》、《东北究竟还有多少满洲人》、《张学良什么时候回到东北》、《出关见三怪》、《东北三宝》等六篇文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六篇文章中，都是讲的 “无关宏旨的东北小事情”，无非是谈天说地，风俗人情。自然，我们从文章中看到了在那白山黑水间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有“冰封千里”的隆冬，有“早穿棉、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的仲秋；看到了那波涛万里的大连湾、郁郁葱葱的兴安岭……在那令人神往迷恋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有无穷的宝藏资源，有遐迩闻名的三宝：人参、貂鼠、乌拉草。在讲到这三宝时，作者写道：“这次共产党占领东北若干地方，记得有一种报纸的副刊取名为乌拉草，推其用意，亦以为东北三宝，唯有乌拉草是一般人民的宝物，以示其阶级利益方向所在，故不齿人参、貂鼠，而特别重视乌拉草，惜未见其创刊词，姑作推测之词。”至于讲到东北是个好地方时，作者则有“旧俄沙皇想夺，日本人要占，中国人自己在抢”等议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要独占整个东北，他们依靠美国提供的运输工具，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方见胜利的东北，今日又变成了内战的战场”。正是在这样一种谈天说地之轻松气氛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作者对东北的热爱，表示了自己反对什么、拥护什么的政治倾向。

　　同三十年代一样，潘汉年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在“上下古今”中，作者以相当多的笔墨，描述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深陷于苦难之中，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悲惨状况。 “流亡满月愁填壑，水旱焦心欲问天”，道出了当时人们心灵的哀叹。同时，对国统区的种种黑暗、腐败的丑恶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奇闻怪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在９月１６日发表的《热河上不上冻？》一文中，潘汉年写道：在敌伪统治以前和统治时期，热河省大部分农村中，十八岁以下的姑娘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并不算奇怪，可以耕种的土地上，大部分栽的是鸦片烟。可是日本投降了，“国军”收复了承德，“热河老百姓头上的天也未翻，地亦未覆，而十八岁以下的大姑娘，还是穿不上一套新裤褂”。１９日，潘汉年又在《丰收，丰收！》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宣传粮食大丰收，“军粮无虞”，实在是一种骗局。事实是，“各省农村中饥饿现象愈来愈凶”，湖南零陵县“今日大饥荒之灾民，皆瘦骨嶙峋，形同行尸，彼此相对而行，数步即须互避，否则一经撞碰，即倒地不起”。在《神仙·老虎·狗》一文中，潘汉年揭露了中国“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上自公卿，下至地痞”那种狗虎仙人物的卑鄙行径和丑恶心理。他写道：“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快乐得像个神仙，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杀气腾腾、凶暴残忍的手段，好比会吃人的老虎。但是强中还有强中手，遇着有恶势力可以制服你的，或者平日豢养你的，以及时运不济，有所求助于人的时候，要驯服得像条狗。”

　　在这类文字中，还有《两袖清风》、《身在曹营心在汉》、《“禁”的哲学》、《警犬的嗅觉》、《谨防扒窃》、《贪污古今》、《审奸难》、《从舰艇走私说起》等篇章，将国统区尤其是国民党上层统治的种种黑幕暴露于天下：一位居官多年的中委兼部长，囊金３００余万返沪，不２０日就“几至用罄，立感拮据”，后将洋房出典，订期３月，典资为４０００万元，与月收入还不足二三十万元的普通公务人员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居然博得了“两袖清风”之赞美！南京警察厅明知大批扒手“抵京”，却束手无策，唯有登报发通告，要市民“务须密切注意自己之钱财衣物”。除此而外，还有汉奸审判汉奸的丑闻，警犬冲入理发店误把香水当大烟的笑话，禁而不止的烟赌娼舞，上下其乎的贪污之风，以及陆上的武装走私，天上的航空走私，海上的舰艇走私，等等，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图，成了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征兆。

　　如果说，国民党腐败没落的反动统治早已失掉了人心的话，那么国民党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积极发动内战则进一步推进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潘汉年在“上下古今”中对美国人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拍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人支持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披露；对美帝国主义的虚伪说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在《旧调重弹》等杂文中，潘汉年以近代中国血泪斑斑的历史，讽刺了美军霍华德中将鼓吹的美军驻华是为了“保护美人生命财产”的谎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友邦军队开入中华，没有一次不是告诉我们为的是保护友邦人士的生命财产”，霍华德的话，完全是“旧调重弹”， “并无新刺激”。在《骆驼·象·牛》一文中，潘汉年怒斥了美国“盟友”的险恶用心，当他们看见牧童骑牛背，就感到高兴，“居然认为中国前途颇有希望”，潘汉年写道：“美国飞机毫无拘束的飞翔中国天空，美国的坦克、战车、吉普驰骋于中国原野，火箭炮、细菌弹……最新式的杀人武器，正在帮助中国内战的广大土地上发展着，可是中国农民的穿着破烂、赤足肮脏、牧童骑牛背……一切、一切依然如故，所谓‘前途有希望’，是不是把牧童骑牛背的中国，可以升列为埃及、暹罗一般游览风景区？”在《笑话两则》、《美化之路》等文中，潘汉年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干涉、文化侵略和经济渗透以及借“门户开放”之名，进行肆意掠夺的种种侵略罪行。在这类文字中，潘汉年还有一首题为《美国兵颂》的打油诗，全诗采用反语形式，每节开头都冠以“美国兵顶好”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是对美军侵略罪行的血泪控诉：

　　美国兵顶好！

　　白白送来这么多飞机，军舰，大炮，

　　又把中国兵一个一个美式武装周到；

　　不听话的军队不投降也得讨饶，

　　将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归不得老巢！

　　美国兵顶好！

　　带来了这么多美国货——精又巧，

　　飞过海关，越过税卡，

　　不用说，价格格外公道，

　　军用罐头，花旗蜜橘；

　　还有数不清的玻璃皮包，

　　山姆大叔真慷慨，

　　不管我们用得了用不了。

　　美国兵顶好！

　　大小吉普卡在中国满地飞跑，

　　可惜咱们马路窄又小，

　　再加上老伯姓走路蠢头蠢脑，

　　每天撞死他几个，

　　教训教训又何必客套？

　　美国侵略者的残忍本质溢于潘汉年的字里行间。

　　在“上下古今”中，潘汉年还用相当多的笔墨，针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摧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在《筱快乐前车之鉴》一文中，潘汉年通过滑稽演员筱快乐“因为根据上海各报刊载的‘怪现象’播唱，不仅失业，还要遭受更惨的遭遇”的风波，揭露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在《非法用刑》一文中，潘汉年通过国民党在南京、无锡一带逮捕了一批所谓中共派遣的“孩子间谍”，其实是对一群苏北难民的孩子所实行的高压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惧怕人民的本质，形容这个政权像一个神经衰弱者那样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当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只是对和平民主的一种反动，并不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偶语弃市，并没有能够挽救旧有的统治；俄国沙皇镇压社会动乱之严密与残暴，制止不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兴起，德意的秘密警察制度的森严和镇压反对派的残酷，终于无法挽救法西斯统治的灭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民不畏死’的地步，无论怎样的重刑杀戮，是没有办法挽救旧有统治的存在。”《左拉时代与闻一多》一文，是潘汉年看了电影《左拉传》之后，联想到闻一多、李公朴之死有感而发所写。文中，潘汉年将“左拉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作比较，认为在 “裁赃诬陷、法律的黑暗、权势者的制造舆论、监视盯梢等方面远甚于‘左拉时代’”， “左拉的时代究竟比闻一多时代要好得多”。他写道：“仅仅有一个诗人闻一多，为了民主运动的同道者李公朴被人暗杀，他曾大声疾呼要继承他的遗志，居然相隔未久，他也遭到暗杀，虽然激动了一时舆论，追悼会也开过了，纪念文字也过时了，而今而后，民主、自由的呼声，一若寒蝉，前不见左拉的胜利，后不见李公朴的昭雪，我们只有闻一多倒在血泊里的时代！呜呼，左拉时代何在？”面对这样一个鲜血淋漓的时代，潘汉年告诫读者：要正视现实，要用战斗来抗争黑暗的时代，迎接人类正义时代的诞生，如果一味“妄想左拉的胜利”，“也不过是和尚念经，超度众生的把戏”而已。

　　在“上下古今”中，潘汉年还写了《千古伤心文化人》、《书生薄命原同妾》、《此身只当从军死》等三篇关于文化人的杂文。潘汉年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文化人的种类和特征：“文化人”亦称之为“书生”、“秀才”、“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张生跳墙、后花园私订终身那种一见钟情的书生；有“缺乏严肃斗争意识的知识分子”；有闻一多、李公朴那样“一流人物”造反的秀才。潘认为虽然“昔之书生与今之文化人，似同而又不同”， “伤心”千古并非相同，而“杀人无力求人懒”的特征，“确是不分今古的典型”。他指出，现在许多文化人“伤心”的程度比昔日更为“严重”，他们要想改变“生活奇窘”的状况，就得“上可以做官，下可以当走卒”，这样“伤心二字便与他无缘”。不过，大多数文化人因为“自怨自艾”，并未乞怜于人，而终于被人可怜。他们处在“官”与“民”之间，不上不下，因此两面不讨好，加之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杀人无力求人懒”，所以在社会上“敝屣不如”、“薄命原同妾”，于是乎不得不千古伤心了。这里，潘汉年既对旧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对他们本身的弱点以及 “文化人”的种种陋习，给予恳切的批评，并引导他们投身于革命的洪流，鼓励他们“代表大多数的苦难者，勇于揭穿站在那社会尖巅的少数者的假脸具”。当然，潘汉年的用意，更多的还在于对反动派压迫、迫害文化人的暴行进行无情的鞭挞。他尖锐指出，当文化人一旦不用“自怨自艾”代表大多数苦难者，“而勇于面对社会尖巅的少数人作搏斗时”，就会 “照顾你、不能放任你，以至最后收拾你”，“现在的闻一多吃子弹，正因为他们已经走出了‘自怜’‘乞怜’的小圈子，于是被忠实于‘国魂’之道的血手所‘照顾’而‘收拾’ 了”。

　　在“上下古今”中，还有一篇属文艺评论文，即《郁达夫的生与死》，潘汉年以简炼的语言，评述了郁达夫的成名小说《沉沦》，指出这部小说“是写实的表现了都市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两重压力下的苦闷、伤感，以及在没有集体的武装反抗以前，知识分子那种热情奔放受到抑制而趋于颓废的悲哀”。潘汉年认为，当时这篇小说“不仅在新文学的园地上成为一朵娇艳的鲜花，确实曾经有力的鼓动了青年憎恨帝国主义及旧社会、旧家庭”，对《沉沦》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当然，此文还不仅仅限于文艺评论。文中，潘汉年追忆了他与郁达夫１０多年前相见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高长兴老酒店里的情景，对郁达夫作了如下真切的记述：“他穿着宽大的长袍，静坐在四方桌子的一端，手里捏着烟卷，一手端着酒杯，两只半张半阖的细小眼睛，老那么迷惘着向半空里找寻点什么。”

　　潘汉年进而回忆了郁达夫生前的种种：虽然“旧的民族文化、旧的人文主义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个人主义的生活意识，未能蜕化净尽，因此也限制了他的发展，始终徘徊于‘五四’阶段”。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个半殖民地双重压迫下的才气横溢的诗人”，“是贯彻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作家、斗士”，结果依然为民族而牺牲。潘汉年坚定地指出：“我们相信，往后中华民族苦斗过程中，郁达夫与闻一多的鲜血，将浸润培植民主的鲜花；难免的，我们后死者还要继续郁、闻而支付重大的血债。”这既是一篇文艺评论，又是一篇对郁达夫的回忆纪念文章，更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

　　在“上下古今”中，也有一鳞半爪有关潘汉年个人活动的史料。除上述他与郁达夫在四马路高长兴老酒店交杯畅饮，共商文坛之事外，在《东北三宝》一文中，潘汉年提到西安事变前，他在上海遇着杜重远，“开始谈一阵国家大事，一转转到沦陷了的白山黑水，最后就扯到东北三宝，他津津有味向我解释了一阵”；西安事变之后，潘又去西安，与东北籍刘多荃将军及“一位黄埔出身的某参谋”，共聚会于刘的寓所等情节。这些情节为我们研究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的思想、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诚如潘汉年在《上下古今·题解》中强调的，他在这个专栏下所写的东西，是“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内容很多，涉及面很广。但是，在这数十篇文字中间，却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爱憎分明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他博闻强记的横溢才气。与三十年代杂文相比，更多了些思想理论上的深度，隐喻暗讽的“曲笔”，反映了他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和斗争艺术更趋老练。

　　从１９４６年夏天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从一连串的军事攻势中，抢占了东北的四平街、长春等战略要地。９、１０月间，又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安东和苏北以及山东的大片土地，国共和平谈判之门已被堵死，全面内战的幕布已被拉开。在这种情况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一面在南京、上海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阴谋，一面做好应变和撤退的准备，周密细致地部署好国统区的各项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和安排，中共在上海和南京的干部大部分转入地下；一部分撤回延安和各解放区；一部分则到香港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周恩来让潘汉年去香港，交给他的任务是：加强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参加香港地方党的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的研讨和情况汇报等工作。

　　１０月３０日，潘汉年与他的“老搭档”夏衍一起飞抵香港。潘汉年在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离开香港后，至今已整整５年了。在这５年里，香港曾被日军占领了３年８个月。日本投降后，它又恢复了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作为一个“自由港”，它容纳了各种势力和各类人物。除英国的殖民统治机构外，还有美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在国统区无法活动的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各种团体、组织。中共在香港的工作自抗战胜利之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潘汉年等奉命来港，正是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

　　到香港之后，潘汉年即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林平、饶章风、连贯等接上了关系。翌年１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统区党组织，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潘汉年被任命为香港分局成员，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的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１９４７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国民党统治的迅速崩溃，留在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从内地、上海陆续撤退到香港。他们纷纷向中共靠拢，希望取得与中共的合作，取得中共的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一些达官显贵，以及国统区一些富商大贾，也开始流亡香港，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为自己留条后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各类特工机关，更加紧了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用恫吓、绑架，甚至暗杀的手段，对民主爱国人士进行打击、报复，阻止他们靠拢人民的正义行动。

　　香港的局势越来越复杂了，这对潘汉年的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

　　对转移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对其中的主要领导人，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在港建立机构、开展活动，是潘汉年的职责。在这期间，潘汉年先后会见了何香凝、李济深、彭泽民、马叙伦、许宝驹、陈此生、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萨空了等人，同他们进行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开展组织活动。在潘汉年的具体指导之下，“民盟”、“民革”、“民进”、“民促”、“九三学社”、“致公党” 等，都在香港开过代表大会，并在中共主办的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

　　曾任旧金山华侨中学校长、“民革”中央常委的陈其瑗于１９４７年回港后，准备创办达德学院。中共香港分局支持他的活动。办院之初，急需人手，潘汉年便推荐民主人士杨东莼去担任教育长，又邀请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的梅龚彬来香港，一面在达德学院任教，一面让他帮助李济深搞“民革”活动。梅龚彬是潘汉年的老情报关系，又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通过梅的关系，潘汉年又进一步加强了同“民革”陈此生、“民进”杨东莼等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１９４８年３月，著名记者徐铸成经潘汉年动员，来香港创办“民革”机关报——《文汇报》。潘汉年对此从多方面给予关怀。据徐铸成回忆，《文汇报》创刊前夕，在港的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都写来了题词或祝诗，马叙伦先生还特地写了 “文汇报”三字，希望他们改换报头，“一新面目”，这使得徐十分为难，刊出吧，无异自己先涂上一脸红色；不登吧，又实在对不起这些可尊敬的民主斗士。徐铸成只好找潘汉年商量，潘听后，断然说：“千万不能登，对这些先生，由我负责代为解释。我想，他们会原谅的。”《文汇报》开办之初，国民党特务跑来对徐铸成进行威胁、恐吓时，潘汉年鼓励他要 “沉着应战，多注意宣传的实际效果”。

　　由于潘汉年工作很忙，不可能经常与徐铸成见面，就派张建良或马季良同他联系，至于对《文汇报》经济上的支持，徐铸成更有深切的体会。他回忆道：“每逢我经济上实在支持不住，濒临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总给我开辟新的生路。比如，在创刊之初，我已感到周转失灵了，他叫马季良同志陪我去拜访李一平先生。李先生原是云南省参议会的副议长，和龙云先生一起被迫下台的。那时他客居香港，对《文汇报》极表同情，由他介绍，龙先生在港的经理人，一次投股二万元，以后又陆续加股，共约四、五万元。《文汇报》得以维持，这是主要的‘续命汤’。还有一次，接近年关，特别是续订白报纸等各项开支，我穷于应付。潘汉年同志请梅龚彬同志连夜赶往澳门，向梅文鼎先生（后为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征募股款一万元，我才得以度过难关。”对《文汇报》是这样，对其他的人和事，潘汉年也一样给予热情关怀和卓有成效的支持。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由章汉夫、许涤新、夏衍等负责的《华商报》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当时不得不靠募捐来维持。潘汉年鼓励新近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原农工民主党成员杨建平，要他在其亲朋好友中为《华商报》捐款，结果得到了较大的收获，解了《华商报》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在这之前，潘汉年还通过胡愈之主持的《南侨日报》，给《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募得３万多元（叻币）经费。

　　与民主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积极主动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是潘汉年开展统战工作一个主要办法。

　　从１９４７年起，潘汉年与中共香港分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定期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大都是两周一次，采取边聚餐边座谈的形式，由中共及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每逢中共主持，座谈会就设在连贯家；逢到“民革”主持，就设在李济深家，逢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钧儒家。座谈会以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统一对美蒋的斗争方针为主，有时也谈一些具体问题，共同讨论研究决定。作为中共代表，潘汉年在参与民主党派活动时，总是态度诚恳，热情谦虚，实事求是，加之他温文尔雅的举止，渊博的学识，透辟的分析，朴实的作风，深受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佩服，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深厚友情和全面合作。

　　在与民主人士合作的过程中，潘汉年也并不是一味迁就，对极少数持错误观点的上层人士，潘汉年则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潘汉年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多了一个朋友，少了一个敌人。对此，马万祺有一段具体的回忆：

　　“我记得有位伍宪子先生，他对蒋有不满，但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亦成见甚深，同时对苏联则更加不满。我的好友林炳炎先生与伍先生友善，林先生则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上层人士。汉年同志曾着我与林先生约伍先生会晤，通过交换意见，希望争取伍先生的合作，惜未有成效。汉年同志事后还向我开导，提出有些人虽然目前未能争取，但向他们讲明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讲清楚党的政策和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的诚意，这样可以使一部分认识不清的人逐渐清醒；目前即使未能改变过来，也可减少一些阻碍力量。”

　　正因为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方式方法，他以自己的满腔热情，忘我的工作态度，富有魅力的性格特点，特别是与民主人士彼此互相信赖，肝胆相照，甘苦与共，获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敬佩和信赖。对此，夏衍回忆说：“１９４８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 ‘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

　　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是整个革命链条中既有严格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两个环节。统战工作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进行的；而情报工作则是完全隐蔽的。正因为这样，统战工作往往要依靠情报系统才能深入进行；而情报的来源又往往需要通过统战的渠道才能获得。在香港两年半里，潘汉年一手抓统战工作，一手抓情报工作，并将两者有机地协调起来、统一起来，一举两得，成绩斐然。

　　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起义，是潘汉年将统战、情报工作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的一个成功例子。该委员会是一个管辖着庞大资产的国民党政府的部级机构，经营范围包括全国的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电力、水泥、造纸等。日本投降后，资委会接收了日伪有关企业并改组成立了１００个总公司或总机构，生产单位多达１０００个，各种员工多达六七十万，其中各类技术管理人才有二、三万人。资委会委员长原为钱昌照，他是江苏常熟人，曾先后求读于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回国后担任过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 “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ＣＣ系是对头，和宋子文有相当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他受到翁文灏及ＣＣ系的排挤和打击，由资委会委员长一变而为顾问，但仍在该委员会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钱的继任先是翁文灏，翁于１９４８年５月改任行政院长后，则由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孙越琦接任。

　　１９４８年８、９月间，怀着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情绪的钱昌照，正准备赴英国讲学。在他逗留香港期间，刚好遇上他的旧友、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的电影导演张骏祥。钱向张评述了自己的境遇，表达对局势的悲观态度。张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夏衍，夏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汉年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当即指示夏衍：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将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示对钱昌照的工作方针。不到一星期，潘汉年收到周恩来的回电，电文指示他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经过工作，这位委员长终于下决心选择了自己的方向，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这之后不久，潘汉年又从情报系统获得了有关资委会现任委员长孙越琦的动态。孙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实业家，是年１０月，他在南京召开了资委会本部至重要企业主要负责人会议。会上，他谈了中共在解放鞍钢后重视知识分子的事例，要求大家今后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会后，资委会财务总负责人季树农找到潘部留在上海的情报人员，也是他的堂侄季崇威，向他谈了十月会议的情况，季向刘人寿作了汇报，刘即将这一情况转报了潘汉年，潘对此作了有关指示。此后，潘汉年又在香港会见了资委会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了恳切的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并与他们一起讨论了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搬迁措施。后来，孙越琦等就这样硬顶软拖，终于使起义获得了成功，将资委会的全部财产和档案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当蒋介石得知资委会所属在南京的五大工厂一个也没有迁走，全部留给中共时，曾长叹一声，狠狠地说：“孙越琦拆烂污！他不迁厂，又骗了我的钱（指搬迁费）唉！”争取上海海关副总税务司长丁贵堂起义，是潘汉年将统战、情报工作有机协调统一起来的又一个成功的例子。丁是旧中国很有名望的海关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政府官员，他在旧海关工作了３０多年，但一向坚持中国人的立场，从不卑躬屈膝，委屈求全。“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海关发动爱国捐献运动，给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以及冯玉祥、吉鸿昌等华北抗日部队以大量经济援助；１９３７年，他积极参与了中共领导的反对日本接管海关的“护关”斗争。上海沦陷后不为日伪所诱惑，不畏强暴，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期间，他曾动员海关职员，从海关同仁基金会中拨款２万元，支援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１９４８年底，淮海战役业已结束，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往台湾，旧海关人员人心惶惶，特别是高级华员都看着丁贵堂的行动，以抉择去留。就在这时，丁毅然派他的外甥陈琼瓒去香港找夏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夏衍了解到丁在海关很有威信，而且为人正直，只要丁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便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据夏衍回忆，潘汉年听后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周恩来的明确指示：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就很快解决了。后来，丁贵堂又与中共代表李正文等正式接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下，胜利完成了上海海关起义，完整地保留了１００多年的档案和一笔可观的库存，特别是保留了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作出了贡献。潘汉年以统战、情报双管齐下的策略，开展争取和策反工作，远不止上述两件事情。比如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香港员工的起义，也主要是通过潘汉年情报系统做工作的。“两航”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航机构，不仅拥有大小飞机近百架以及其他巨大资产，而且掌握着蒋介石的空中交通的命脉，被称之为国民党“天之骄子”中的“骄中之骄”。抗战胜利后，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做“两航”的工作，潘汉年一开始就参与此事。１９４６年，潘汉年通过中航业务课长何凤元等开始做中航上层领导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潘汉年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与李克农等进行了大量细致周密的起义准备工作。“两航”后来在其负责人刘敬宜、陈卓林带领下，在香港宣布起义，并取得成功。这件事不仅给国民党政府以沉重打击，而且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又如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国民党空军直属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勃驾驶Ｂ２４式重型轰炸机在南京起义，驾机飞往石家庄解放区。这次起义是由中共南京市委的地下党组织策划，通过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协助，由上海的秘密电台进行一系列联络后举行的。这是第一架从国民党首府起义的飞机，对国民党震动很大。尤其是俞勃起义前几个小时，蒋介石还亲自为包括俞勃在内的几十名空军飞行员进行了晋级授勋仪式，谁知俞勃竟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还策反了另外３名机组人员一同起义，难怪蒋介石知道这一消息后，气得直叹气。

　　在这一时期，潘汉年还通过他的情报系统，先后与桂系首领黄绍竑、粤系首领黄琪翔、滇系首领龙云等会面，做他们的工作，向他们介绍中共的统战政策，鼓励他们与蒋介石决裂，并取得成效。另外，潘的情报系统甚至还开展了对汤恩伯、孙科、杜月笙等的统战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没有结果，但潘汉年为此奔波所付出的心血，所作出的贡献，均已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解放战争后期，由于中共在香港的一部分负责干部如林平奉调东江根据地，章汉夫、连贯则北上天津，潘汉年实际上成了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领导人。这样，他肩负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越来越繁忙，正如夏衍所说：“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五年的工作。”

　　最繁重的工作莫过于护送各民主党派人士去解放区这件事。

　　１９４８年４、５月间，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发展的整个形势，为了彻底推翻蒋介石政权，加速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发出了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５月１日，毛泽东致电“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此事。毛泽东在电报中建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国共产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声明，以为号召”，并表示他将委托潘汉年把他所起草的联合声明草案“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汉年转达”。

　　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很快获得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无党派人士的拥护。但是这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部分都还留在香港。为了参加这次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计划地分批将他们安全转送到解放区去。而一部分尚在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也必须先撤至香港，然后再设法转移。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又放心地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潘汉年。对于这次任务的执行和完成情况，潘汉年的“老搭档”，当时参与其事的夏衍，写了下述一段具体而生动的回忆：

　　“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３月），据不完全统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潘汉年同志“牵头” 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到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 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潘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确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６日晚，李济深一行在潘汉年的精心安排下，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登上了北上的轮船。潘汉年即与夏衍、饶彰风等在一家旅馆里守着一架电话机，专候消息。当他们听到了“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时，才松了一口气。

　　三天之后，香港各报才登出了李济深北上的消息，而那时运载他的轮船早已过了台湾海峡。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干是会短寿的，潘汉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

　　就这样，潘汉年通过自己呕心沥血的策划、废寝忘食的工作，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将一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其他民主爱国人士转移到了解放区。对于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在为潘汉年的平反通知中作了高度评价。通知上说：“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后，潘汉年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突出。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先后共组织二十多批，三百五十余人，没有一次失误。”除中央文件提及的著名人士之外，还有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吴茂荪、李民荪、梅龚彬、盛不华、盛康年、姚维钧、俞寰澄、叶圣陶、陈叔通、张炯伯、包达三、郑振铎、宋云彬、曹禺、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等人。

　　几乎在完成上述政治任务的同时，潘汉年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性，面对当时风云变幻的局势，抓住了港内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针对敌人蛊惑人心的宣传，在百忙之中，以 “萧恺”的笔名，在中共创办的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上著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摆事实讲道理，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拨开了笼罩于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眼前的政治迷雾，帮助他们指点迷津，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迅速跟上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１９４８年初，香港社会出现了一种谣言，说什么“中共不要统一战线了，不要中间人士了，放弃了联合政府的主张，要实行一党专政”等等，在各界人士中间引起了一阵波动。１月１５日，潘汉年有的放矢地发表了《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一文。在文中，他开宗明义宣告：“为组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斗争”，表达了中共要“统一战线”、要“中间人士”、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心。文章说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前国内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和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反动分子出于无可奈何的心态，只能使用其“谎言世家”的唯一本领，散布谣言，企图挑拨离间，打击中共的政治影响。当然，反动派这种阴谋是徒劳无用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当前任务之一是在扩大和巩固的基础上使统一战线走向更加扩大和更加巩固”，并为此而努力奋斗。为了进一步帮助人们理解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潘汉年着重阐述了毛泽东领导统一战线基本方针的三个特点：一、坚决争取领导权——反对投降主义；二、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牺牲群众利益的上层妥协；三、既斗争又团结——反对无原则的团结。潘汉年强调指出，中国革命２０余年的经验，“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领导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因为毛泽东是从他一贯的“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要密切联系群众”等基本思想出发的。最后，潘汉年还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的统战方针，对这一方针在新的形势下作了新的解释，为在港的各界人士，指出了前途，指明了方向。１９４８年４月，南京国民党政权演出了一幕所谓“行宪国大”的丑剧，桂系首领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并获得成功。李的后台是美国人。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对蒋介石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出于其殖民统治的需要，美国企图“中途换马”，扶植李宗仁上台。在这种背景下，李宗仁登上了副总统宝座，并且加紧“逼宫”，雄心勃勃地想要取蒋而代之。桂系的政治动向，在香港、上海等地引起了不少反响。有人认为，李反蒋虽不彻底，但对人民的 “挖蒋根“亦有少补，因此中共反蒋同时也反李是不策略的；有人提出疑问说，中共反蒋又反李，岂不失掉“广大同情”？还有的则建议中共“何尝不可以利用李宗仁假戏真做”。为了帮助这些人认清蒋桂之间矛盾冲突的本质，纠正对李氏代蒋的幻想，同年６月１０日，潘汉年在《群众》周刊第２卷第２２期上发表了《怎样看李宗仁》一文，分析了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被他的幕后提线人——美帝国主义所支持，把李看作是“堪充摇摇欲坠的蒋介石反动统治将来要借尸还魂的一个对象”。潘汉年告诫说，此时此地关心时局的反蒋阵线内的任何人，都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认真地警惕着中美反动派新阴谋的开始及其发展，毫不留情地揭破对李宗仁的任何幻想，这是保证人民革命彻底胜利的前提。”

　　不久，包括美联社在内的舆论界，又传播了更加五花八门、离奇可笑的谣言，说什么 “李白何傅阎”联合香港民主人士，打通中共关系，“采取断然行动，实行政变”，并且有声有色地大肆渲染，说蒋介石下台后，由李宗仁组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可能出任行政院长或外交部长；中国军队受中共指挥，由叶剑英或林彪主管，等等，谣言内容荒诞离奇。对此，潘汉年又发表了《和平谣言及政变问题》一文，介绍了这些谣言产生的背景及其流传的来龙去脉，说明这种公开的政治上的谣言攻势，“基本上是美帝及中国反动派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刺激蒋介石”，“帮助蒋介石起死回生”，“利用谣言攻势，散布幻想，企图挽救人心，麻痹与缓和全国民主力量的敌忾同仇”。潘汉年在文章中一再强调，谣言固不足信，对所谓“政变”更不能抱任何幻想。因为在国民党内部，包括李宗仁在内，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独断独行的人物，可以和蒋介石相提并论，或者足以完全代替他”，况且就是发生政变，无论张三李四执政，他们都是在“同一反革命目的”之下，“为的是共同利益的反动领导权之争，是争取做美帝的宠儿”之争。潘汉年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谣言的产生、传播及其危害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各界人士特别是上层民主人士进一步了解事实的真相，丢掉了那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１２天之后，６月２２日，潘汉年针对国民党内部以立法委员刘不同和黄宇人为代表的一些人发动的所谓“革新”运动，发表了《蒋政权还能革新吗？》一文，分析了这些“革新派”人物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是挂着“民主宪政”的羊头，贩卖的却是“奴役人民”的狗头；他们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手法，仅仅是为国民党政权涂一点“美国式民主”的色彩而已。

　　８月２日，潘汉年就如何在新形势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防止若干错误倾向，发表了《加强团结和努力扩大统一战线》一文。文章结合中共中央在５月１日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再一次阐述了中共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揭露了美蒋反动派“伪装民主，甚至谣言和平，制造‘反蒋独立’的阴谋”，鼓励广大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１９４９年１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执掌“伪总统的印把子”。潘汉年又及时发表了《李宗仁想走哪条路？》一文，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和李宗仁的就职宣言进行了揭露和批驳。他严正指出，李宗仁的上台，只不过是美帝导演之下的又一幕重新开场的丑剧，他的“满纸和平、停战”的口号，“婉转悲涕叫‘和平’的举动”是骗不了人的。潘汉年告诫李宗仁等人说：“时间是残酷不待人的，解放军决不受骗，全国人民真伪立辨，李宗仁究竟想与蒋介石同归于尽，还是考虑走傅作义的道路，不容再拖延了。”

　　时隔三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踏上了江南大地，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 “石头城”——南京。统治达２２年之久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就这样土崩瓦解了。李宗仁从此离开大陆，以后一直蛰居海外，直至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８日，在经历了１６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回到了祖国的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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