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精神状态和以往大不一样了，创作欲望重又高昂。他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①他
的文学观也开始变了，认为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是在不断发展着的：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
种尺度。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
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
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
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与斗争丑恶。这
是向着新社会发展的路。①文学的尺度与标准的如此变化，在他看来又是和社会变化和阶级
的变化相一致的：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
后，才能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的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
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
尺度。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②他的创作视野也开阔
了，眼光已从个人小天地转向广阔的社会背景，严肃地观察、分析着现实的矛盾，认真地思
考着人生的问题。
开春以后，他在召开了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布置了闻一多全集拟目工作以后，立即
埋头撰写文章。一天，他在书房里正写得起劲，忽然吴晗来访，一见面，吴晗就递过一份抗
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的草稿，征求他的意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为了发动内战，
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美帝国主义俨然成了中国的太上皇，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
国土地上大发淫威，无恶不作。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发生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军绑架
强奸事件。１２月２７日，北京大学生千余名学生举行抗暴集会，并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
军暴行筹备会。３０日，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学生５０００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
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打破了古城的沉寂，掀起了全国抗暴斗争的怒潮。１９４７年１
月，全国有１０个城市５０万人以上学生举行示威，要求撒出全部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
约》，这一行动，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为了扑灭愈烧愈旺的爱国火焰，国民党反动政
府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逮捕了２０００多人。吴晗拿来的抗议书即为此而发起的。朱自
清对反动当局近来的鬼蜮行为，本就深恶痛绝，所以二话不说就在上面签名。这就是当时有
名的１３教授宣言。
宣言在报纸发表时，朱自清名列第一，国民党特务曾三次到他家来，一位好朋友对陈竹
隐说，他在燕京大学看到国民党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竹隐很焦急，忙将这一
消息告诉朱自清，要他小心些。却不料朱自清轻蔑地冷笑道：
“不用管它！”陈竹隐急道：“怎么？你准备坐牢吗？”
“坐就坐！”他爽快地回答。
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却担心学生安危。一天，他胃病复发，躺在床上，听说外边又
在抓人，连忙对陈竹隐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来躲”。果然，没有多久，就响起了
敲门声，陈竹隐连忙去开，一个女生仓皇地进来要求躲避。朱自清乐于资助进步青年，一个
学生要到解放区去，来借路费，当时他手边正紧，还是从保姆那儿借点钱凑足数送他走的。
李广田曾回忆他当时和青年相处的情况：他近来对于青年以及青年运动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
感动的程度。前些年，他还极力肯定中年人的稳健，以为中年人的稳健适可以调协青年的急
进，近年来却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识见与勇毅，更进而肯定了青年的气节，也就是一种新的
做人标准。因此他确在向青年人学习，虽然一直在病中，他也总要出席各种大会，在集体讨
论上他一面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一面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青年人写过一
篇文章，说朱先生被青年人拉着向前走，他看过之后，不但自己承认，而且盛赞那篇写的很
好。①
朱自清为什么这样喜欢青年人？在《论青年》一文中，他说：“这是青年时代”，“他
们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争，不断的在
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因此他总是虚心地向他
们学习，每当他写完一篇文章，一定让青年教师先看，还一定要他们提出意见；他也关心青
年人的成长，对他们写的文章很关怀。李广田说：我自己的文章在未发表前本不愿给别人看
的，尤其不肯叫朱先生看，因为怕耽误他的时间，然而朱先生却不放松，他知道我在写文
章，不等写完，他就说：“写完了让我看看”。他看过了，也一定说出一些意见，而且他看
得特别仔细，错字，错标点，他都指出来，用铅笔在原稿上作了记号。他这种坦白认真的精
神，往往令人惭愧自己不够坦白，更不够认真。①青年生也喜欢和他接近，听他的教诲。３
月８日，北大文艺社与清华文艺社在清华园开联欢会，他们经过讨论决定请朱自清参加，其
理由有四点：“第一、他是一个随便的人，只要我们自己不拘束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在他面
前谈。第二、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材料，和比较公正的意见。第
三、他一向很重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藉这个机会和他交换一下意见。第四、尤其主要的，他
是愿意接近年轻人的，在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先生离不了学生，学生也离不了先生，
平常我们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谈谈，今天北大文艺社的人也来，绝不能，也绝不应该误过”。
②晚会地点在３０４教室，主题是“一年来我与文艺”，同学们争相发言，有的说创作的苦
闷，有的说发表的困难，有的要求恢复在昆明时期文艺社经常讨论和批评的风气，有的抱怨
自己眼高手低所造成的痛苦。发言中夹杂着许多“主观主义”、“客观存在”、“矛盾”、
“统一”、“创作原动力”、“政治性”、“知识份子能不能写工农大众作品”等新名词和
新问题。朱自清穿一件黑呢大衣，安逸地靠在椅背上，左腿架在左腿上，专心地谛听着大家
的发言。待主席请他讲话时，他谦逊地说：
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名词，我懂是懂得一点，不过我新书看得
太少，总觉得不大接头。从前在昆明时，听说来了新东西，等我赶去时，早卖完了。到北平
来，也很难见到几本。近来我正在看一本旧书，谈到文艺上的“距离”问题，我们十几年前
是常谈的，那时我们惯用的名词和你们现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时很多人主张文艺与现实应当
有距离，不过刚才提的那本书，倒主张不一定要有距离。目前大家的意见，似乎都主张文艺
应当密切地和现实连系起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应该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
写惯了以前的写法的人，这一来，不是感觉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场活跃起来了，待安静下来，他又慢慢地接着说：这半
年来，在班上，看你们的习作，你们青年人的确与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们对很多事
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实社会各个方面，大体上看来，还是有进步的，不过也许你们年青性
急，总觉得变得太慢，希望快点变。我们年纪大了，总觉得一切是在变，不过不觉得变得慢
就是了。
接着，大家又谈起京派和海派的问题，晚会结束时主席又请他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诉
大家：“要多写，可以从写通讯练习起，要多多观察，要多听，一位外国作家常常到街道上
去记听到的语言，这种作法对我们很有帮助”。４月９日，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
念，清华新诗社举行“诗与歌”晚会。“新诗社”系１９４４年初由联大学生肖荻、何孝达
（即何达）发起创办的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团体，以联大同学为主，吸收部份校外爱好文艺的
青年学生参加，聘请闻一多为导师。在闻一多的关怀与指导下，新诗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
作方向，执行文艺为人民大众，为民族服务的方针，开展各种活动，有很大成绩。晚会特地
请朱自清讲演《闻一多先生与诗》，显然是为纪念这位为民主事业而壮烈献身的战士的。在
会上，朱自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闻一多对诗歌创作的成就和理论主张，及其对青年的热情帮
助。他告诉大家：
闻一多在“新月”时期就是爱国诗人，现实的诗人，《死水》诗集就是显明的例子，与
徐志摩等飘渺的感触迥然不同。闻先生喜欢杜甫的诗，因为杜甫是对社会怀了很大抱负的现
实诗人，闻先生特别赞扬田间和艾青的诗，因为他们二人是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
最后，他沉痛地说：
闻先生晚期虽中断写诗，可是在被暗杀的前三个月，曾开始拿起了笔，写了数篇长诗，
可惜没有发表就死去了，这些诗早晚要印出来的。
近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考虑很多，工作之余就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这方面的文
章。４月１１日，他进城参加国语推行会，晚上，他应清华通识学社的邀请，在清华文法讲
讨室作题为“谈气节”的讲演。他一上来就指出：“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
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接着他联系
历史情况，分析批判，传统知识分子和立身处世之道，即气节的标准，从而论述了五四以来
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着重肯定了现代知识青年大无畏的精神。他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开头
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
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
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
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
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
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
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
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
质的罢？
这是他几年来生活体验的总结，反映了他对斗争在民主运动最前列的青年学生的无限赞
赏的心情。
他把这次讲话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于５月１日出版的《知识与生活》上。关于知识
分子的问题，他还写有《论书生的酸气》和《论不满现状》两篇文章。在《论书生的酸气》
里，他严厉地批判了历代知识分子的清高意识。说：“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对他
们那种“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的迂腐气，作了尽情的嘲
弄，从而肯定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看清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
命不凡了。……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
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
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
了。在《论不满现状》中，他明确指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
“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并直截了当地阐明知识分子应走的
道路：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
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
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
打破它的。
这些话说得多好！３０年前，他背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走上了生活的道路，他是那样
地偏爱着自己的出身阶级：“我懒惰地躲在自己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①过去，他
以自己创作热情地表现“我的阶级”，而现在，却轮到他以锋利的笔锋，来批判“我的阶
级”了。这变化表明了他的思想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东风荡荡，湖水粼粼。
大自然开始给清华园披上新装，草地从苍黄转为嫩绿，干枯的树枝爆出了如珍珠般的新
芽，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在春风沐浴下，朱自清身体似乎也好了一些，连日忙于参加各种
社会活动。
５月１日，他出席了北大文艺社举行的文艺晚会，和冯至、马彦祥诸人分别讲演五四时
期、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中国文艺的进展和演变。
２日，参加北大新诗社主办的文艺晚会，听“黄河大合唱”。
４日，他在《泥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节纪念》的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五四新文
学运动的感想。文章写道：五四文艺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展开了全面的新文化运
动。这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在领导的地位。
这文艺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
这文艺运动打倒了权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这文艺运动清算了过会，把握着现在，认清了现在，认清了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代。
觉醒的个人，认清了自我——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向民间去”。
这是他对五四文艺运动的新看法，也是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新认识。
５日，他出席了清华“五四”文艺晚会，作了题为“论严肃”的讲演。他生动地叙述了
中国传统文学中，小说诗词等地位的变化过程，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开始就是严肃的，批
判了中途出现的“玩世派”，肯定胜利以后文学强调“人民性”是“重行紧绪了‘严肃’那
尺度”，指出“目下黄色和粉红色刊物的风起云涌”，“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正
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文艺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
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时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讲话内容切实，态度严肃认真，论证详明，极受听者欢迎。
这时，他开始大量阅读解放区的作品。他从那些文艺创作中去理解解放区的现实，而又
从对解放区的理解中去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其中，他特别喜欢赵树理的小说。一天，几个同
学到他家访问，他很高兴，坐在藤椅上抽时香烟，天南海北闲扯，谈笑风生，愉快非常。谈
话间，一个同学提到新近出版的《北方文丛》，征求他的意见。朱自清说：“我看到的不
多，但我觉得《李有才板话》很好。我要写一篇文章评论它”。
这篇文章就是《论通俗化》，他认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之所以有那些成就，是因为
“有了那种生活，才有那种农民，才有那种快板，才有快板里那种新的语言。赵先生和那些
农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语言写出书里的那些新的故事”。又说，“书里的快板
并不多，是以散文为主。朴素，健康，而不过火。确算得新写实主义的作风。故事简单，有
头有尾，有血有肉。描写差不多没有，偶然有，也只就那农村生活里取喻，简截了当，可是
新鲜有味”。在文章中他还论及《李家庄变迁》的艺术成就。他认定赵树理的作品的现实意
义就在于：“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
为了斗争需要，当时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些标语口号，对这种现象，有些人很反感，认为
这是“起哄”、“叫嚣”，是一种“符咒”，“语文的魔术”。朱自清本也讨厌标语口号，
现在他感到：“这值得我们想想，为什么会如此呢？是一般人爱起哄吗？还是标语口号的确
有用，非用不可呢？”深思结果得出新的见解：“现代标语口号却以集体为主，集体的贴标
语喊口号，拿更大的集体来做对象。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
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要。”因此他坦然宣告：人们要求生存，
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符咒”也罢，“魔术”也罢，只要有效，只要
能以达到人们的要求，达到人们的目的，也未尝不好。他认定：“标语口号正是战斗的武
器”。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标语口号不能“滥”，要有现实性，要诚，不能用来装门
面，只图好看好听，而要“发生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
都是遮掩不住的”。①朱自清这样主张并非偶然，而是和当时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连。
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把广大人民逼到饥饿线上，为了生存，人民奋起反抗，自今年起，
城市贫民掀起了广泛的抢米、“吃大户”等热潮，参加者约１７万人。５月１９日，上海七
个国立大专学校学生７０００余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２０日，北
平大中学生３万人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游行，喊出了要饭吃、要民主的口号。
朱自清十分同情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
抗战胜利的曙光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光明？带来了多少温暖？他日日夜夜都在思考
这个问题。他本来对抗战寄予着那么殷切的希望，蛮以为狼烟熄灭之后，一个现代化的新中
国将壮伟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谁知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与他主观愿望绝对相反的景象：法币贬
值，物价暴涨，市场萧条，农村破产，老百姓依然鹑衣百结，一脸菜色，真是哀鸣遍野，饿
饣孚成行。他不由发出如此痛苦的喟叹：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
他从成都看到的“吃大户”情况想到现在，心中感到非常吃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
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６月２４日，他签名呼吁和平宣言，反对内战，又
到新林院北院访问同事，请他们参加签名。接着，写了一篇《论吃饭》的文章，为千百万饥
民呼吁，向反动当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文章抓住当时“吃大户”这一典型事件，针对吃饭
问题，抒发议论，支持广大民众为求生存的正义行动，从而揭露了“更其动乱”的黑暗现
实。文章中心命题主要论述“吃饭第一”的道理，维护人民的“吃饭权”，他说，吃饭是人
情，是为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广大饥民“吃大户”的举动，正是合理的行为，这是“天赋人
权”。文章尖锐指出：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
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
这篇文章的深刻处在于它通过“吃大户”事件，透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本质，把握住整
个时代潮流，配合了当时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人
民生活越来越贫困呢？文章从具体事实出发，深刻指出，是统治者“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
少喝的人；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民众，”人民吃大户的原因是“被迫得无路可
走”。朱自清在文章里，热烈赞扬了人民的觉醒和伟大的集体力量，他直言宣告，人民这种
为维护吃饭权的革命行动，是“法律”和“官儿”压不下的，这因为“群众就是力量！谁怕
谁！”他激情地歌颂人民“不能再安贫乐道”，也“不能再安分守己”的集体斗争精神。他
对群众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
天。
这种声音，这种精神，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终于在斗争中发现了力量的源泉。在这篇文
章中，朱自清运用了自己丰富的知识，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时而说古，时而论今，从远古一
直谈到抗战“吃饭更难”的现实，从历史角度论证民与士对吃饭问题认识的变化，洋洋洒
洒，顺理成章，有力地阐明了“吃饭第一”的道理。他绝非为说古而说古，而是从现实出
发，由今而想古，说古而涉今，他广采古今事例，把论古与说今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
人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论吃饭》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反映了朱自
清后期杂文的风格特色。
当时，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朗诵诗创作十分流行，清华学生也经常召
开诗歌朗诵会。朱自清对朗诵诗有点怀疑，觉得它不是诗，至少不像诗。但在参加了几次朗
诵会后，渐渐感到它和有些诗比起来不觉得好，但听起来却不错。这使他想起１９４５年昆
明西南联大的一次晚会上听闻一多朗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从闻一多的抑扬
顿挫的声调里，切实地领会到这首诗的深刻的情调，晚会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朗诵变
成当晚最精彩的节目。从此，他逐渐改变看法，认为有些诗是在朗诵里才能显现出好处来
的，“这种朗诵诗大多数只活在听觉里，群众的听觉里；独自看起来或在沙龙思念起来，就
觉得不是过火，就是散慢，平淡，没味儿。对的，看起来不是诗，至少不像诗，可是在集会
的群众里朗诵出来，就确乎是诗。这是一种听的诗，是新诗中的新诗。”它的特点是，“说
出大家要说的话，听的是有话要说的一群人”。①他自己也开始实践，在课堂上朗诵何达的
诗给同学们听，效果很好。
一天，他去北大参加一个诗歌晚会，听到朗诵《米啊，你在哪里？》感到很好，虽然有
点标语口号似的，但短小精悍很有劲儿。散场之后，和一位朋友边走边讨论，朋友承认朗诵
诗的效用，但觉得这只是为时代所需要的，不能永久存在下去。朱自清不同意他的观点，认
为“集体化似乎不会限于这个动乱的时代，这趋势将要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虽然在各时代
各地域的方式也许不一样。那么朗诵诗也会跟着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
杂文一样。”他从实践观察中认识到朗诵诗的价值：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
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又说：
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来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它表达这些情感，不是在平静
的回忆之中，而是在紧张的集中的现场，它给群众打气，强调那现场。①为了支持朗诵诗，
他托人设法在“星群出版社”出版何达诗集《我们开会》，还特地写了一篇《今天的诗》，
热情地做了评介：“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需要朗
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
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又说，“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
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
诗。”这些都真切地表明他的文艺观在实际斗争中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为人生的诗
人，进而成为大众的诗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他也输进新观点和新内容。他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
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
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
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
着。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
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①以这种进步观点和态度从事教学，使古文学和现代不
脱节，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这时，有件事使朱自清特别高兴，那就是经过几个月的奋斗，闻一多全集整理已近竣
工。５月２５日下午，朱自清邀请了中文系同人１２位，集体校对遗稿，重新编排全集次
序。对闻一多全集的编辑，他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总感到闻一多“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
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他还记得，在云南蒙自的时候，
闻一多住在楼上，终日做研究工作，一刻也不放松，除上课外，绝少下楼，所以被同事戏称
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朱自清认为就因为闻一多“能这么集中，才能成就这么多”，这半
年来，他细读闻一多手稿，越发感佩不已，觉得他“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
人一等”。对于这样丰富的手稿，他简直不知从何下手了。整理过程也极艰苦，第一批稿子
从昆明运来时，箱子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编委会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
些，有的幸而未破，也斑斑点点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完整，不致妨碍编辑工作的进展。开
头，朱自清拟了一个目，全集由家属和开明书店接洽出版，委员会则集中整编几部未完成的
遗著上，因而决定分工负责，他自己总其成。计分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诗与批
评、散文、演讲录、书信、诗选与校笺等八个项目，将古代与现代打成一片，成为“诗的
史”。全集拟目由天津文汇报发表，征求读者意见，希望他们能够钞寄闻一多遗文，结果来
信员然不多，而增加的文篇却不少。
朱自清对闻一多遗稿十分珍惜，保管很严。７月中旬，北大学生要举办闻一多遗著展
览，他们要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提供资料，闻一多遗稿全部存在清华，由朱自清亲自保管。
闻家驷到清华找朱自清商量，朱自清将一部份手稿检出来，写好目录，郑重地在后面写道：
“家驷先生经手借给北大同学主办的一多先生周年纪念遗著展览用。”递给闻家驷请他签
字。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闻家驷十分感动。
编辑工作一竣工，朱自清立即浸沉于对闻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要为全集写一篇
“序”，总结闻一多辉煌战斗的一生。八月酷暑，热浪滔滔，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
想，他要通过这篇序言，把闻一多的革命精神和风格传播于世。一起笔，他便写道：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
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间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
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
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
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到学者的时期，他
也如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
他沿着这样的思路，返顾闻一多的生活思想轨迹，阐明他“斗士存在诗人里”，“学者
中有着诗人，也存着斗士”的独特风格。最后，他指出闻一多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
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
甘心的！”
这篇题为《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的“闻一多全集序”完稿时，已是八
月将尽了。
在整理遗稿时，朱自清发现闻一多有些关于办中国文学系的意见，见解精辟，很有参考
价值，由是将它联缀成篇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闻
一多方案是“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系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他认为文
学不能分中外，语言学应该独立成系。朱自清也写了篇《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
见》，补充并肯定了闻一多的意见。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
学期结束时，中文系为毕业生召开了欢送会。朱自清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说：“青年人对
政治有热忱，是很好的事，但一个人无论做中学教员或其他职工，一定要先把应该做的本份
工作做好，这样人家才会相信你。”这就是他常讲的实干精神。
时光悠忽，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新学年开始了。１０月２４日晚上，中文系举办一个迎新大会，文娱节目中最为热闹的
是扭秧歌，师生一起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其中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迈着不自然的步子起
劲地扭着，惹得青年学生们哈哈大笑。这个瘦弱的老人就是朱自清。
散会后，他还兴奋异常，回到家里即在“日记”上写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
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
扭秧歌这件事在当时是十分新鲜而时髦的，因此他的参加很引起一些闲言碎语，有些人
认为偌大年纪还和男女青年一起扭秧歌，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法明了”的事，但学生们对
此却十分感佩，认为是一种“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是“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
①１１月２２日，是朱自清５０大寿，晚上陈竹隐烧几碗菜，阖家为他祝寿，他非常高兴。
翌日，他的学生王瑶等来他家里，提议为他举办５０诞辰庆祝会，他感谢他们的好意，
但婉言推辞了，说：“明年再说吧，明年才是５０足岁”！王瑶等只好答应了。
谁能料到？明年迎来的却是一个令人哀伤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