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太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人，都不会忘记它。笔者赞赏这个精辟的论述，叹服作家良好敏锐的艺术感知是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其实，也不仅限于家庭，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就象万花筒，人生的道路也决不会径情直遂。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语人无二三。”还有的说：“人生，是无休止的战场，是幸福与苦难的奇观。”①有些事可以预料和预防，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往往又很难未卜先知，君不见，许多看起来反常、总觉得不可能、不含理、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不是也常常会发生吗？比如张学良，由于出身豪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照说定会是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吧，实际不尽然。出生于荒凉的辽中平原一所普通民宅中的这个乳名“小六子”的婴儿，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个时刻起，世道就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就是在他父亲张作霖飞黄腾达时，张学良的处境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那时家中虽然声势显赫，宾客盈门，可他由于少年丧母，顾影自怜，不无孤寂之感。又如在帅府，张学良原本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是主张婚姻自由的，可是当父亲仅凭义气和生辰八字而让他与梨树县乡间小镇上的于凤至结亲时，他却一唯父命，默认了这桩包办婚姻。幸而于系才女，又极贤慧，婚后二人感情尚好，不然，不是会带来很大的痛后吗？还如张学良早年是新派人物，在处置暗结党徒、阻挠统一、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杨宇霆、常荫槐时，举棋不定，后竟以投掷银元的办法以卜吉凶。有人不信会有此事，然而这却是事实。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一代枭雄张作霖车毁人亡，而这天刚好是阴历的４月１７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在这里，生与死，苦与乐，幸福与灾难，是如此地冰炭难容而又阳错阴差地形成了这样残酷的巧合，谁又能料想得到呢！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甚至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那末，是不是有鉴于此，你才要为他立传呢？不，笔者承担不了此一重任，这里只不过就他某些特殊的经历，作些笔录与评述，以表达对将军的敬慕和怀念之情。既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不在沉思中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探索中，努力去追寻将军那早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夏历４月１７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张学良的这个简历，照说是无异议的。但他出生在哪一年，在国内外有关张氏生平的著述中却并不一致。是的，这也正如李传信副教授所说的：提出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就现在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回忆录和书刊，一般都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可是，海外不少学者专家却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时说：张学良当时“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５０２页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的１９２８年，张学良“年三十岁”。韦氏辞典第九版人名录的１３９８页，也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这就有了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呢？我倾向于１９０１年出生说。主要根据是周大文的文章。周大文是张学良的同学和结盟兄弟，长期追随张氏父子。在他所写的《张作霖集团的形成》一文中说：张作霖在１８９５年与同龄的赵氏结婚，１８９６年生一子，不久即死；１８９８年赵氏又生一女名首芳；“１９００年秋赵氏已怀孕张学良三个月”，据此推算，当然是１９０１年出生了。还说到：１９１２年“四月间赵氏病死”，“时学良十二岁，学铭五岁”。既然首芳是１８９８年出生，张学良与首芳不是孪生姐弟，当然不可能是１８９８年出生了。②从上面这些比较确凿的资料和论证来看，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张学良出生在动乱的年代。因为１９０１年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二年，那时满清王朝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盗匪如毛，民不聊生。其父张作霖，由于少年家贫，流落江湖，常年浪迹于山林草泽间，所以他和母亲以及年幼的姐姐也是在兵荒马乱中朝夕不安而又饱经忧患的。后来只是随着父亲地位的变化，他到省城里去了，才结束了这种动荡的生活。当少年张学良怯生生地来到老大帅府那面阔三间的旧王府式门前时，他看见门对面有一座大照壁，“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其前有虎虎如生的一对石狮子。青石垫铺的门阶，使人感到宽敞整洁；滚圆挺直的高耸廊柱，撑着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镂空牙子，又增添了一股细灵的秀美……” “啊，好气派！”张学良不禁暗暗赞叹了，他心想，这不都跟画上看到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个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或者也可说是个英雄，但他怎么升得这么快？曾几何时，他不是还出没于山林草泽间，后来成为官军，也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管带，怎么转瞬间就平步青云，有了如此显赫的权势？总之，这时他一方面发现，这个新的家与往日的动荡生涯，与过去在八角台一带的那个家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脑子里也有一些问号。如果说，儿时的记忆还比较单纯、幼稚，那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疑虑和不安也就日益明显。因为最初的新鲜、新奇感没有了，生活的优裕弥补不了心灵上的孤寂与空虚。特别是父亲家法严，在家里，他是一言九鼎，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感到压抑，总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那时他跟母亲在一起，有母亲的抚爱，邻里的关心，他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树，可以到河沟边去。可现在他不能随便出去，也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甚至出门必坐汽车，还有勤务兵护送，直到重又返回这门禁森严的幽深的宅院。所以那时他常想：这不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吗？天性好动、喜欢海阔天空的少年张学良，不甘寂寞，开始动脑筋，变着法儿破常规，要想给这个声威显赫、但却缺少生气的王府透点新鲜空气了。张学良是张家兄弟姊妹中较年长的孩子，乳名小六子。他从小就性情开朗，活泼好动，书他虽然也是爱读的，但玩起来也总是别出心裁，乐而忘归。“张作霖有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这十四人队伍的‘头头’。怀英与怀卿（张学良的妹妹）说： ‘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要求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敢于突破大帅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是他每年７月１５日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是他冬天指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大帅死后，是他叫我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③ 张学良是张作霖发妻赵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学铭。１９１２年，他们的母亲病故，那时张学良才十一岁，学铭五岁，多亏庶母卢氏（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 “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人，也许正是不忘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对卢夫人，他叫“妈妈”，视同生母。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首脑，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极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对错称者罚二十军棍”④。至于对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处幽禁之中时还给她写过两封信，一封说：“……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的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子。”⑤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 “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帅”或“雨帅”，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９日生于辽宁海城县驾掌寺村。他原籍河北河间府大城县，他的祖父张永贵是因为河北遭灾，无以生计，挑着他的父亲张有财闯关东，才在辽宁海城落户的。但是很不幸，父亲有财在张作霖十三、四岁左右时被一同村无赖王某打死。当时乡约（即乡间管事人）曾到海城县报案，当局决定通缉凶手，但王某闻风而逃，始终未捕获归案。父亲死后，家境更加每况愈下。母亲王氏，生三男一女，大哥作泰早丧。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几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不得已才又逃荒到黑山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靠母亲做针线活和哥哥作孚“扛活”度日，生活困苦，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母亲发愁，常常为此流泪。张作霖是最小的儿子，俗称老疙瘩，母亲心疼他，没让他去帮工。但他自幼机灵、乖巧，不忍看母亲作难，所以也尽量设法找活干，如他打过短工，学过木工，卖过针线，还在赵家庙卖过包子。那时，他在一姓郭的小包子铺发货，开始也还干得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他也许是觉得卖包子终非长远之计，准备另谋生路了；也许是他实在被饥饿折磨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所以“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来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识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⑥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改学兽医。这时，他已长大成人，倒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那时拜著名兽医吴老先生为师，此人医术高超，而老疙瘩张作霖自幼聪颖，学艺专心，所以不过两年时间，他便掌握了一手医马和相马的绝招，对所谓“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问旧病有与无。”这套医马诊谱，他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使一些眼看没救的好马，得以起死回生，因而人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了。但由于战乱频繁，世风日下，加之那时的高坎镇，是个三教九流云集之地，张作霖混迹其间，一方面“与乡坤、地痞、土匪、赌徒及各种女人厮混纠葛”，同时，又有一副侠义心肠，与贫困善良的乡亲患难与共，也正因为他为人的良知还未泯灭，终为恶势力所不容，被迫离开高坎。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大批清军开赴朝鲜，曾路经黑山，张作霖便跑去当兵了。在战争中，他智勇过人，立下战功，得了军功牌，并升任哨长，颇受信任。后来甲午战争失败，清军败退，他看到从戎无望，骑马开了小差，重又回到家乡。这时张作霖已二十一岁了，母亲催他完婚，最初他有些犹豫。原来，在四年前，他曾与赵家庙乡坤赵占元的二女儿结识，互相有意，有一段罗曼史。由于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货郎，求婚不成，他也凉了心。现在得知赵二小姐仍未婚配，张作霖决定再次求婚。出门那天，他礼帽长衫，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来到赵家，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良缘了。在这之后，他虽然在繁荣的高坎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兽医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治马能手。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利用职业之便，广为交游，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并逐渐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初开始，他也势力单薄，以后人枪渐多，加之他又格外机警灵活，善于网罗各种人才，所以势力越来越大。但这既非万全之策，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认为：“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宽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采此议，到八角台与另一绿林头目张景惠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二人兵马合在一起，约近三百人，公推张作霖为首，就在台安桑林子詹家窝铺一带为该处保险，按地抽饷，名为团练，颇具实力。当时的新民知府得知此事，亦表示欢迎。张作霖遂被委任为骑兵营管带。“张奉到委任，即赴奉天营务处谢委。该营务处以张是绿林出身，声名甚大，员司们都要看看这个人物如何。见张二目灼灼有光，俊品人物，不是山大王的样子，倒象个文雅书生。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大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穿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就是身材不大，因此大家称呼张为‘小个子’。”⑦在日俄战争前后，张作霖为左路巡防队统领，驻郑家屯，后又将他调到洪南，这里离沈阳还有数百里。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十分惊慌，最初拟调后路统领吴俊陞来沈护卫，吴迟了一步，张作霖却马不停蹄，抢先进了省城。原来张作霖部下张景惠在沈阳讲武堂受训，他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张作霖透了消息，请他迅速来省，所以张作霖便率领一哨马队，星夜兼程，直驱沈阳。他“在赶路时，经过吴俊陞防地，片刻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接到张的名片后大吃一惊，说张统领的行动何其神速！”⑧ 实际那时反对满清统治的怒潮日益高涨，张作霖完全是凭着非凡的应变的能力，凭着灵通的情报和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的信任，以及奉天革命力量受挫、一般城乡人民对革命尚缺乏了解之机，才得以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崭露头角的。但他真正掌握整个东北的军政大权，那还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因为当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虽然也是拥袁的，可袁对他并不放心。那时他不过是个师长，虽有一定的军权，但袁对他有提防，曾派亲信段芝贵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已使他颇感不快，等到袁世凯“登极”做皇帝、加封段为公爵、张为子爵时，张作霖就更加不满了，曾愤愤然说：“我何能为人做子！”所以，后来当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时，张作霖就毫不留情地把段逼出东北，并轻易地获得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职务。随后，他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黑龙江的督军也由他的亲信担任，终于把东三省的军政大权统统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很明显，张作霖虽由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而是“长于权谋术数”的军阀，而且也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喜怒无常，或者是傲视一切的。相反，他倒是知人善任，并还颇有点礼贤下士的作风哩，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很尊重，他对王永江（曾在东北当过省长）、杨宇霆这些人从来没有责骂过。王永江每次到帅府去见他，事先打去电话，张接到电话，就请王来。而且把正门打开，亲自到门口迎接，彬彬有礼。平时正门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张作霖这一点与鲁莽武夫截然不同”。⑨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实际，颇善察言观色，但凡确有不同凡响表现者，那怕也许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倍受青睐，破格擢升。据说，有一年春节，他独自漫步至前楼（那是民国初年，督军署内有前后两排楼，前楼办公，后楼为公馆），见一人在办公室内写字，问他为何不回家过年，那人说家离这里太远，回去一趟路费用得多，现在把省下的路费寄家，家中过年更宽裕，不也是很好吗？张又提出为何不到亲友家消遣，回答是：不便干扰， “‘外面消遣，以浪费金钱，卑职素喜写字，来此写字，亦所以消遣也。’公不禁怡然为之动颜色，连声夸赞‘好小子有出息’不绝口而去。”后来，张对此人一直不能忘却，让秘书长把他找来，几番寻找不可得。后来好不容易把这位老兄找到了，张欢喊道：“对啦，就是这小子！”可此写字人（录事）却甚惊惧，以为大祸临头，吓得面无人色，然而张却“温语有加”，并为之安排了一个好差使，让他到哈尔滨某税局当了局长。⑩ 另有一事，说得更绝：　　帅府重地，门禁森严，对值勤守更者，雨公（即张作霖）规定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进出。一日，雨公自己归来迟，逾时限，叩门门不应，连扣仍不应，雨公乃高叫曰：“我是大帅啊！”值守者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限，任何人不得进出的。”雨公再叫，门亦终不开，无已，公只好绕行后门，颇费手脚始得入。翌日起，趣召此守更者，守更者骇极，以为大帅震怒矣，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奴昨夜确不知是真的大帅回，才不敢开门。”公欢颜曰：“起，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话呀！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监狱所的所长吧！”守更者急叩头谢罪曰：“奴蒙大帅不罪，已感激望外了，让我做官那怎行？”公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找做大帅行吗？我他妈的叫你行，你就行！” 守门者又曰：“报告大帅，奴才确不行，奴才连个字都不会写啊！”公曰：“那好办，我叫个会写字的给你做秘书，专替你写字，快去吧！”⑾ 不言而喻，就如同人称一代枭雄和怪杰的张作霖这个传奇人物本身一样，这些介绍也是带有传说性质的。但无风不起浪，类似的事儿也可能出现过，总之不管怎么说，从中仍然反映了张作霖的某些心态和面影。这里，笔者无意对他故作褒贬，更不打算对他进行全面的评价，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早年浪迹山林、行踪不定的流浪汉，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人物，他能本着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原则，注意选贤任能，还是难得的。其实，不也正是因此之故，张氏父子才吸引和聚集了一批人才，从而为创立奉张政权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吗？上述种种，说明他这个出身卑微，来自绿林草泽的军阀，虽有其专横、贪婪的一面，但也还有他的特点，他的个性，他的不寻常处。他不仅胆子大，有谋略，有心计，而且也是比较机敏而又细心的；尤其是，他也很懂得笼络人心、恩威并重和耍权术、抢机会、抓权利这一套的，而这不也正说明“他在这一方面上具有强大的欲念和野心，他是处心积虑的准备随时随地打破现状的一种人物”吗？张作霖哪能不崛起、不飞黄腾达呢，正所谓试看脱颖乱世，从此际会风云！而作为张老帅之子的少帅张学良，也正是在这个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张作霖扶摇直上但却并非没有风险的时期投身军旅，走进自己的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