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汽车刚开出不远，迎头一队骑兵跑过来，围着汽车这一队骑兵，立刻刀出鞘，子弹推上膛。等来到近前才知道是传杨宇霆（实际是张作霖、杨宇霆——笔者）的命令：‘把郭松龄和他的太太就地枪决！’这是怕中途被劫走。大汽车停下了，王永清把郭松龄和他的太太拉下车来。骑兵在外围，步兵在里圈，围了个大圆场…… “韩淑秀看着凝目沉默的郭松龄，她在心里想：茂宸哪，想当年，你在广州讲武堂，毅然参加同盟会（实际是在四川陆军当连长时就加入了），提枪北上武昌，投身辛亥革命，这是何等英雄。 “郭松龄在刹那间看着韩淑秀想：当年，你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五四”运动，在天安门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这是何等豪迈。 “秀，你还记得新民县城怒斥日本领事的情景吗？ “韩淑秀多么明白男人的眼神，她在心里回答：记得！ “那时，人海横流，炮火满天。茂宸你临危不俱，大义凛然，斜视太阳旗，白眼日本领事，慷慨陈辞，怒斥日寇，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英雄气概，这是何等的自豪！她不由大声说：‘将军！你生平最爱读爱国诗人屈原的《国殇》。今天，我要对酒高歌，为将军高吟一曲，以壮行色！’ “‘好！秀，你唱！我来为你击节！’郭松龄往前猛地迈出几大步，这几大步就是他头顶青天脚踏大地击响的拍节。 “韩淑秀傲慢地用眼睛横扫一下周围的大兵，然后，在刀光剑影中引吭高歌起《国殇》来： …………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遥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① 这里浓墨重彩、满含深情叙述的是张学良的挚友，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方期壮志可酬、不料败倒荒郊、英雄饮恨的悲壮场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为反满清和反军阀而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郭松龄，是早年的同盟会会员，也是一位爱国军人。年轻的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受训时，与他结识，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情同骨肉，相见恨晚。那时，张学良很钦佩郭松龄的为人和作风，而郭则因“见张是一个颇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可以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因此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主张，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以期借助张学良的地位和实力，实现自己改造奉军之夙愿。”②郭松龄虽矢志革新，但那时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军事教官，并无多大名气，可以说是地位卑微，和奉军中张作霖的一批旧臣宿将是无法相比的，后来他的一切作为和成就，跟他艰苦卓绝的实干精神固然有关，但与张学良对他的“逾格信重”也是分不开的。张学良常常不加掩饰、同时也是满怀无限信赖之情地说：“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也就是我。” 不料，不久后，这一对好得简直象一个人似的朋友，突然产生了矛盾，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虽然还不能说已经一刀两断、甚至完全是分道扬镳，但毕竟是各择其所，并终成永诀了。微黑的长方脸、双目炯炯有神、蓄短胡、魁梧奇伟的个头、胸挺颈直、仪表堂堂的郭松龄，是辽宁省沈阳市东郊渔樵寨村人，生于１８８３年。他名松龄，字茂宸。他早年在私塾里念过书，后因家贫辍学，给人家扛过活，种过地。日俄战争爆发后，他看到日、俄等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广大劳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投身军旅，以报效国家。他先任职于北洋陆军，后随朱庆澜调往成都驻防。在此期间，他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接触较多，积极参加覆清活动，并加入了同盟会。在震动全国的保路风潮和武昌起义中，他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领导暴动，拥戴朱庆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川军将领发动兵变，反对客籍将领治川，朱庆澜离开了成都。郭松龄亦辞职回奉。那时，奉天的革命党人张榕等正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郭松龄联络革命志士，意欲乘机举事。不料，反动势力疯狂反扑，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张榕等人被暗杀。不久郭松龄也因“剪发易服”而又“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而被判处死刑，当局准备将他斩首。这时的郭松龄，也不再对生抱什么幻想，亦认为是必死无疑了。可是，说起来也真有点离奇，一个行将问斩的死囚犯，后来竟死里逃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奇也奇，说不奇也不奇。原来，是由于有超人胆识，被誉为“巾国英雄”的韩淑秀“不顾风险，冒死拦截刑车，陈述郭松龄是他的未婚夫，归奉完婚，根本没有参加革命党的事，因此郭才未遭杀害”③并应聘当了张作霖的教训队的教官。至于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结识，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张学良追求进步、崇拜英雄人物的一种心理要求。郭松龄虽然不能说在那时名气多大，但却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官，在战术讲堂上，他“博学多识，风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听讲的张学良。而且，郭松龄是一种好学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吸烟饮酒，虽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重，遇事讲原则，理想的格调很高。这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倾性格虽然大相径庭，但，张学良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偏偏喜欢追求一种为他自己所付诸缺如的性格的一型人物。张学良心折于知识人，而郭松龄正是学识丰富。郭松龄为人正直、严肃，凛然有一股不可侵犯的气概，也正是张学良所最欣赏的一面。郭松龄年纪大张学良十九岁，并且做过他的教官，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④ 是的，志向不凡，且又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郭松龄是个上进心、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不仅是个好样的教官，也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治军有方，指挥若定，率军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冲杀在前，成为奉军中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不幸的是，论功行赏往往赏不及郭松龄，张作霖对他并不信任，更不愿重用。在讲武堂开学典礼上，张作霖甚至还语含讥刺地问他： “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吗？为什么回来了呢？……你还是回来的好，在外边没有什么混头。”郭松龄当时没有说什么，但他心想，让你得意，这口气我权且忍了，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不想郭氏时运不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他刻苦练兵，训练得法，他带领的队伍，成绩冠于各军，以致“忌之者亦日众。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盖当时统兵长官，多由胡匪出身，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而惟以能战自豪。以公出身学堂，无战事经验，故以此讥之。”⑤ 不消说，这些闲言碎语，是使人很不愉快的。不过，郭氏为人豁达，不愿与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去争一日之短长，这些他都一笑置之，并不放在心上。然而，后来，以权势炙手可热的杨宇霆为首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冷言冷语，对他处处刁难、排斥，他就难以容忍了。如果说郭松龄与杨宇霆等人的矛盾在初期还比较隐蔽，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就变得日益尖锐起来，如在榆关，九门口之战中，“当榆关久攻不克时，张作霖命姜登选、韩麟春率部由九门口攻入；当姜、韩所部顺利到达沙河寨，包围山海关背后之敌时，遭到直军的顽强抵抗。姜登选与张学良商定：将山海关郭军的八个团加入沙河寨。郭松龄奉命赶到后，坚决要求接替第一线，从正面突破敌人。‘姜、韩认为郭氏争功’，破坏军纪，让郭 ‘充作预备队’。张学良也不同意郭的请求，对郭略有责难。郭愤然率部撤退，掉头而去。张学良闻讯，‘驰马随到二三十里外，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曾在一茅屋里抱头痛哭’。后来，张学良常讲他有段‘张良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就指的是这件事。郭松龄撤离战场当然不对，但据他后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他当时离开战场，‘并非抗命，实畏姜、韩谋杀耳’ （战后姜在北京曾对李书城言，未能杀龄，实龄之侥幸’）。⑥ 后来，郭松龄还是又率部返回前线了，并在这次战斗中，机动灵活，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绕道冲至敌军侧后的海洋镇，单刀直入地进行突袭，切断直军退路，加之李景林、张宗昌的密切配合，冯玉祥也突然倒戈，宣布“班师反吴”，所以终于把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许多将领都各得其所，而郭松龄却受到了冷落，使他很不痛快，以致在情感上埋下了对张作霖不满的种子。何以竟会如此呢？要说起来，这与奉系军界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是有关系的。原来， “张作霖手下将领中，有‘士官派’和‘讲武堂派’之分。士官派领袖是杨宇霆，拉拢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为一派；而讲武堂派则由郭松龄及张学良纠合东三省讲武堂受训学员自成一系。杨宇霆因见郭松龄与张学良相处至近，乃屡向张作霖进言，表示郭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宜加裁制。恰当此时，郭松龄经征得张学良同意，将俘获的直军三万人，除补充各部队缺额外，余二万人，编成三个旅并委刘振东、刘伟、范蒲江分别为旅长。张学良回到奉天把这事报告给他老子时，不料，碰了一个钉子；张作霖不允所请。原因是，张作霖已采纳杨宇霆的拟议，决定将这批直军俘虏，分别拨给姜登选与韩麟春，各扩编一个师。张学良迅将这消息电告郭松龄，但，郭认为此事已当众宣布，重要人事，业已成命难收。张学良回防时，郭松龄已把改编事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事后，也只不过把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实质上人枪并未拨出去。张学良和郭松龄既是同一鼻孔出气，而且扩编的又是他属下的部队，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不加问闻。但郭松龄和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隙嫌，士官派和讲武堂派的裂痕则愈来愈深了。”⑦ 是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说三万俘虏的改编还仅仅是一些小的摩擦，那末，随后的显然有些考虑不周的封官晋爵，则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实，细想一下，也难怪，奉军既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武装集团，它的稳定、兴盛是相对的，而它的动荡、衰落则是绝对的。果然，奉张政权的这种表面的红火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就又变生肘腋，风波迭起了。 “本来，当苏皖两省督办人事尚在悬虚的时候，张作霖征询郭松龄，要他出任江苏督办。郭松龄不愿放弃兵权，婉谢之余，提出一个建议，主张由张学良为直隶督办，并指挥军务，既可拱卫京津，也可屏障东北，另调李景林督鲁，张宗昌督苏，姜登选督皖。郭认为这种安排，一旦东南有事，张宗昌足以当之，万一不济，不过失掉江苏一省，不致动摇东北军的根本。张作霖对郭的意见，未始不以为然。岂知问到李景林，李为直隶人（直隶枣强县人），不愿放弃督直职位，这时杨宇霆又放出风声，认为张老帅若保少帅做直隶督办，将无以服众心。所以，最后终竟发表了杨宇霆督苏和姜登选督皖。 “郭松龄见所提意见，未被接纳，且又甚不齿杨宇霆的政客作风，一时心灰意冷，颇为消极。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一时似有久居之计。就在旅日这段短时间，郭松龄似和冯玉祥幕中北京陆大同学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谈，这就成为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线。”⑧ 这个评述是客观的，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也还有些不足。上述种种固然是郭松龄反奉的一些重要因素，但他的倒戈与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及奉军在苏、皖的溃败也有关系。本来，在奉军打败曹、吴接着又进军苏、皖时，郭松龄是很不赞成的，他“曾向张老将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躯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命；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但由于杨宇霆要争取江南鱼米之乡，并为东北军开疆拓土，在老将前力主乘战胜之余威，躯兵南下。当年杨在奉军中是出将入相的“诸葛亮”。张作霖对杨言听计从，结果不出郭之所料，苏皖得而复失。苏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被孙传芳、陈调元所躯逐，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奉军声名扫地。此次又要挥师入关，争夺直鲁，郭松龄更加反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灰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⑨ 不过，在那时，指望郭松龄用劝说的办法去说服张作霖、杨宇霆，使他们悬崖勒马，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不仅毫无罢兵之意，反倒对郭松龄产生了怀疑。正巧，这时军内有个赴日本观秋操的差使，张作霖便顺水推舟地把郭松龄打发走了。表面上讲这是个体面事，让郭到国外游逛游逛，实际是嫌他碍事，巴不得把这个粪堆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角色赶开。而郭松龄呢，说实在话，也乐得趁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一去而不归，所以他是虽有几分惆怅，但仍然还是求之不得地匆匆启程了。他是由奉天往大连去日本的，临别时，韩淑秀约他到天津相见，郭松龄与她心照不宣。看来，机灵的韩淑秀是颇有些先见之明的，郭松龄早有异志，一个时期以来，欲有所为之心日益明显，这一点她不仅非常了解，也是极力支持的。后来郭松龄在完成了他的赴日使命后，果然既未回奉天，也未到前线，而是独自搭船回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作霖的眼睛，在他“病情”未见好转时，张便急电召他回奉。郭见事情暴露，决定提前行动，并对张学良有所暗示，略谓：“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提出“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张学良听后，“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上也因张学良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轻内部反抗。但郭氏立逼他“大义灭亲”，实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学良所难能接受。”⑩ 张学良在天津与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当晚即乘车回归，虽然他劝郭慎勿乱动，但毕竟看出一些军队不稳的蛛丝马迹，所以，“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驻山海关附近十九团团长张延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叫专车直开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军舰上亦已收到。军舰一个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向东开的兵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⑾ 奉天告急，一片混乱。闻变大惊的张作霖，一面紧急布署，严加防范，一面让张学良 “内抚郭氏”，力劝罢兵。张学良即乘炮舰赶至秦皇岛，欲与郭见面，为郭婉拒，但事后郭却接连给他写了两封情词恳切的长信。在这之前还发有反奉通电，此电为饶汉祥主笔，有人说它“四六骈体，辞情并茂，颇有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实际，文辞固然华丽，但却“拮屈聱牙，晦涩难懂，并把郭松龄原拟电文痛诋张作霖处，‘概行删去’，有背郭松龄反奉原意。因此，郭松龄又另发‘主和’与‘讨伐杨宇霆’两短电。”⑿ 在此前后，郭松龄还发过对日本公使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与抗议电，以及为数不多的诗文。这些信与诗把他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斗的决心，表露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诗，是写九门口之战得胜返奉后，郭松龄应张作霖的邀请，于八月中秋之夜到帅府赏月，因为话不投机，他多喝了几杯，有些微醉了，回到家里，妻子用醋和咸姜片为他解酒，他当即挥笔所作的。诗云：半壶老醋，两片咸姜，粗茶淡饭布衣裳，腹内尚存一副心肝，体上还余几载时光。春红，夏绿，秋黄，冬霜，兵戈裹身，马涉疆场。志未酬，愿难偿，听到的是：将士呻吟悲声哀，闻到的是：烽火硝烟掳戎装。看到的是：家乡父老饥断肠，得来的是：为他人做嫁娘妆。⒀ “郭松龄致张学良军长的信”是在班师回奉的途中，张作霖用飞机往下撒传单以召唤旧部弃郭来归时，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在阵地上声泪俱下、当众宣读的：汉卿军长钧鉴： …………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来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之：先言公意：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违反国民心愿，为万不可能之事。项城（袁世凯）、合肥（段祺瑞），及曹（锟）吴（佩孚）之失败，可为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一也。 ……奉天钱法日见毛荒、奉票低落至二折有零，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邦，而犹复争城争地，攘为己有，胜则毒逋全国，败者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作悔？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二也。 ……本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瘦敝之内地，扰攘争夺，用意安在？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三也。 ……将校士卒惕于兵祸，疼于国亡，伤心于民穷财尽，谁肯用命？此龄主张班师原因四也。年来饷粮折耗，士卒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哀疼之余……驯者逃亡，悍者倒戈，尚能驱之作战乎？……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五也。京榆驻守，新兵强半，不教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六也。（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有杀俘现象，郭反对——笔者）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桀；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没也。倘因病弱不能以劳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虚请钧安，遥祝健康。郭松龄　上⒁ 对于郭松龄的爱国的正义的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让他在行动上去支持，似也不易；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成功与否尚难预料，他怎么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而从郭松龄这方面来说，也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总认为，既然外有冯玉祥、李景林等的支持，内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部下的追随，有新编的五个军由他直接指挥，通电一发，挥戈东进，沈阳指日可下。最初，他率军登程，沿途击败各路奉军的抵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却也真的是锐不可挡，所向无敌哩。但中途由于日本人的插手，形势马上大变。是的，日本人本是对张作霖不满的，总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他们想“换马”，见郭反奉，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曾向郭松龄提出条件，要求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了：加之“郭氏宣布政策，称所部为 ‘东北国民军’，日本认为与它的侵略政策相抵触，乃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相反地处处对郭军进行威胁和阻挠，１２月８日，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区发生战斗’……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因为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内不准郭军进入，无异于把这条南满路作为张作霖的保护靠背，而不让郭军进沈阳（郭松龄进占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移驻沈阳及满铁要地加强警戒。随后，日本内阁决定组织‘满洲派遣军’，全部开赴皇姑屯、塔湾等地，参加夹击郭军作战。同时驻朝鲜两个师团已奉命进入奉天、吉林省境，加入奉军防线）。”⒂致使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加之，由于日军直接参与对国民军的作战，郭氏部队两面受敌，不得不放慢进占奉天的速度，从而使张作霖得以聚集兵力，进行反击；再加上时值寒冷冬季，连日大雪，而战士却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这都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很大困难。但国民军指战员多数还是士气高昂，与敌激战。尤其在军长霁云指挥下的国民军第四军，曾一马当先，突破奉军防线，占据了大民屯，使奉军防不胜防，纷纷溃退。但那时，由于郭军中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奉张联系，不愿再战，邹作华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向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彼时正面之部队，受敌军之猛烈攻击，与敌军交战，已继续四十小时，突闻停战命令，乃发生非常之困难，前线之旅团长，丝毫不知因何骤发停战命令。某旅长策马急驰司令部询问：‘我们若再稍稍供给一些弹药，不过数小时，确有可以占领敌阵之形势，不知何故突然发出停战命令？’”⒃ 郭松龄看到干部变心，大势已去，心中十分难过。东北国民军从此便一蹶不振，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前后不过一个月，便失败了。郭松龄反奉的失败，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性，因为他所率领的东北国民军挥戈东进，所向无敌，奉天危在旦夕，郭松龄眼看就要马到成功了，怎么又突然失败了呢？人们也许会有些难以理解，实际他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郭氏反奉出于公心，并非为个人争权，所以吃苦受累，甚至流血牺牲，他都不怕，但让他卑躬屈膝、出卖国家主权，他是决不会遵从的。在郭松龄开始反奉之初，“曾致电日本驻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有关正式条约，照旧遵守；张作霖与日本所订新约，概不承认；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在军事上帮助奉张。如果当时郭松龄答应日本的要求，取得日本之援助，胜败之数尚未可知，这说明郭松龄还是有民族骨气的，非投降卖国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可比。郭松龄挥戈出关时，冯玉祥正在直鲁境内打了个大胜仗，击败了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司令李景林，而占领了天津。如果郭松龄同意日本人给他的支持，败得不那样快，冯玉祥就可以用得胜之师为郭声援，并力前进，郭也许不致败亡。”⒄ 由此可见，郭松龄功败垂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完全站在了张作霖一边，这也就是说，张作霖是由于得到了日本人的有力支持，才转败为胜的。这也亦如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⒅ 当然，郭松龄的失败，也有其内部因素。这主要是他的同盟者李景林等的违约，以及举事仓促、策略失当等。至于郭氏夫妇于风雪中双双被俘与牺牲，前已提及，这里略加补充的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由三百名卫兵护卫，离开新民，前往右翼与第四军霁云部队靠拢，拟亲自指挥，以攻击奉军的背后。出发时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皮袍，头戴貂绒皮帽，下身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出新民县城约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奉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骑兵团的袭击。郭指挥卫队与奉军接战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如何，含泪而罢。”（殷汝耕：《半载回忆录》，《满洲报》，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第一版连载）这时，郭松龄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他俩扶入附近农民家菜窑内藏匿。郭松龄的卫队由年轻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战败后都被奉军缴械。奉军严密搜索，将郭松龄夫妇在菜窑中搜出逮捕。郭松龄的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二十五日晨，张作霖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亲受杨宇霆的密令， “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１６１页）高金山带领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达老大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内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大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二十五日）印。”（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行政公署档》）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子五里许地方枪杀。”（黑龙江档案馆藏：《黑河道尹公署档》）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 “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他们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话有如空谷足音，激励着人民反帝反军阀的信心。据目睹刑场的群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他的奉军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５８页）高金山先毙韩淑秀，后毙的郭松龄。韩淑秀就义时三十四岁，郭松龄年四十二。郭松龄夫妇既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感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 张说： ‘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了”。张学良看完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后，跺了跺腿（脚），叹了口气，说：“完了。” 并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氏夫妇的惨状。张学良后来经常怀念郭松龄。一九二七年奉军下河南，由于韩麟春指挥失误，奉军遭到北伐军攻击，退到黄河以北。张学良遇到困难时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据刘鸣九等人口述资料）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还念念不忘地对记者说：“如果那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 ‘九一八’事变。”（于衡：《和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张学良访问记》，台湾《联合报》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８日）⒆ 郭松龄虽然悲壮地牺牲了，但他精神不死，他那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素为国人敬仰，他为抗日播下的火种，也是扑不灭的。以奉张政权来说，这一事件对它的军事实力虽然影响不大，因在巨流河战斗结束后，附郭的数万人马除魏益三带一少部分人投奔了冯玉祥外，其余军队全都返回了奉天；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奉军和奉张政权的影响，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却是不能低估的。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的省长如王永江、王树翰等，都自行引退了。张作霖也变得更加暴躁，尤其在得知郭松龄倒戈后，“几乎神经失常，他在督署中跑来跑去，一会儿穿上军装，要亲上前线作战，一会儿换上便衣，打算率家逃难。那时，在他左右为他出谋划策的，只有杨宇霆，在外面代他支撑战局的，也只有吴俊陞、张作相等所谓老派，新派人物十九都在郭军中。张学良情知乱子大了，唯有跑到前线上拼命抗战，一直到郭松龄兵败身死之后，他才敢烦张作相、吴俊陞两人陪他到老帅面前叩头谢罪。”⒇ 在这个时候去见余怒未息的张作霖，老实说，确实还真得有点勇气。实际上，那的确也是意料中的事，张学良最信任、最崇敬、也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闹了这么大个乱子，他哪能不怒气冲天呢！关于张氏父子的这次会见，司马桑敦说：　　张作霖一见到张学良，立刻咆哮如雷，连哭带骂，拿出手枪，就要打死他儿子，哭着喊道： “你这个小子，结交匪类，闯下滔天的大祸，要老子命不说，真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个换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们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死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老百姓！” 张作相和吴俊陞连忙跪下替张学良求情说： “老帅若不饶了学良，我们不敢起来。” 张作霖这才放下手枪，指着张学良骂道： “看二位大爷的面子，暂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交朋友要谨慎，不准你胡作主张！” 从此以后，张学良真的韬光养晦，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老实说，郭松龄之死使得张学良推崇的偶像幻灭了，他气质中那股待人的热诚也一时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从于这一个偶像。(21) 司马桑敦先生对张作霖的记述是可信的，对张学良的评述也有道理，但却尚欠确切。特别是认为张学良经父亲这么一骂，从此便“韬光养晦”，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并产生了很大的幻灭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来了，这恐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是的，郭松龄之变，在他思想上尽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忠孝难以两全，张学良给郭松龄的信说得最为明白：‘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22)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然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23)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但张学良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愤中奋起了！这也就是说，郭松龄的“血并没有白流，张学良又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张学良用‘兵谏’影响乃父，促使张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历史辩证法的道路，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24) 是的，郭松龄之变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又深远的。有人以为经过残酷镇压，就不会有人再存二心了，实际不然，觉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压的，他们不仅不会被屠杀所吓倒，压力反而会成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动力。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创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辉业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