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１９２８年春天，当时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由于内政、外交陷于绝境，致使北洋军阀的这个末代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名，调动蒋、冯、阎、桂所辖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浦、京绥各线北开，向张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区的防地进逼。面对北伐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杨宇霆认为对方兵多将广，且又是胜利之师，与之对抗，是不明智的，主张因势利导，退兵言和，并一再向张作霖进谏，以便保存实力，免生后患。张作霖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主张和平的佳电，表示愿与国民军息争对外，退兵休战，一场眼看又要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制止了。这本是好事，不料却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驻京津一带的日军，连日来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但由于张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国也暗中支持国民军的行动，所以日本人也无可奈何。但是，日本人并未认输，军事行动失败了，就转向外交讹诈，声称，他们允许国民军进驻平津，但必须平静地交接，不得诉诸武力；对张作霖，则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递交了《觉书》，促其撤回东北。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而是计划在张退返东北的途中，迫令奉军交械，解除武装，逼张作霖下台；或者把他作为傀儡，而由他们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日本在《觉书》中狂妄宣称：“中国动乱行将波及京津，满洲地方亦有蒙受扰乱之虞。大日本帝国具有维持满洲治安之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帝国即将采取有效措施……” 从这杀机毕露的言词来看，日本当局对张作霖已不再抱什么幻想，这个所谓“有效措施”，不就是表明，如再不听他们的，他们就要诉诸武力，甚至不惜要用暴力手段干掉张作霖吗？人们也许会问：张作霖原来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实际这是不奇怪的。不错，长时期以来，张作霖与日本人有交往，他在建立东三省政权、两次直奉战争、以及打败郭松龄等重大事件中，都曾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其所以如此卖力地讨好对方，说穿了，不还是为了要确保他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吗？但由于日本人贪得无厌，需求无已，而张作霖又是从征战杀伐中起家的军阀，不甘心受制于人，任人摆布；加之，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北伐大革命的兴起，以及日益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冲击，都不能不使张作霖的独立性的观念日渐增强，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看到日本人对中国如此傲慢无礼，也很不满，常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打回仗，他们都要干涉，也管得太宽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觉得日本居心不良，对《觉书》想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但张学良和他的顾问们则认为，对此不能意气用事，对日本人的指手划脚可以拒绝接受，但他们提出的关于撤退东北的要求，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这才同意召集会议，研究《觉书》，共商对策。经反复会商，张作霖和他的谋士们认为，北京政府的局面确难继续支撑了，采取退回东北的策略是明智的。当然，这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挥，所以他们于５月２５日发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当然，他们对日本也还留有余地，如在照会中也表示，他们将考虑日方要求，准备撤回东北。当时，日本的这个蛮横的《觉书》，也曾递交南京政府，可那时正热衷于与日本拉关系的蒋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锋呢，所以对此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竟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只悄悄致电南京在日本的官员张群，让他转告日本政府，说什么“嘱作霖及时下野，自动退出京津，移驻关外，则全国之统一可不用兵，更何须出兵远征？”南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后来虽然发表了一份有关《觉书》的对日照会，但用词婉转，软弱无力。这样一来，也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勒索敲诈，以便在东北取得更多的特权，并尽快实现其占领满蒙的计划。原来，日本政府早在１９１５年，就曾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当中有七条是霸占东北的内容。后来，段祺瑞又与日本勾结，搞了西原借款，其中有个交换条件，即中国需承认日本有权在东北修筑四条铁路。但由于中国人民始终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都未实现。但日本人并不死心，前些年他们之所以支持张作霖，目的还是想把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中一些条款变为现实。而这当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东三省的路权问题，他们要垄断铁路修建权。张作霖和张学良却要打破这种垄断，自办铁路，先后修了奉（天）海（龙）路和大（虎山）通（辽）路，日本人对此大为不满，张氏父子不予理睬。后来，日本人要求修吉（林）会（朝鲜会宁）等路，张作霖也总是含糊其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日本吞并东北的计划无法实现。不仅如此，连１９２８年３月，张作霖为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军费、与日军签订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因后来决定不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也单方面把这个合同取消了，并还有企图摆脱日本人、欲与英美等国联系、寻求新的出路的意向，比如“他热心开始与英国、特别是与美国人交往，在他自己身边引进美国军事顾问”，并吸收美国银行投资，提议让美国人在东北修筑铁路等。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漏夜晋谒，几番拜访，试探之不足，复加以威胁，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把张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唇枪舌箭，发生了激烈冲突。张怀英（张作霖的二女儿）如今还清楚记得：“从北京出发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我父亲签字（签定‘日张秘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事在成玄的《张作霖演义》中也有记述，据说作者早年有机会接触到张家父子，并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虽为演义，但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下面，我们姑引部分片断，权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参考材料。书中载道：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老张说：“老百姓这样强烈地反对贵国，我嘛，我只能觉得很遗憾。” 芳泽说：“阁下应该断然加以制止才对。” 老张说：“我看，我们的谈判暂停一下，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芳泽面色不悦：“这么说，阁下不是有意姑息这次暴乱吗？” 老张也沉脸说：“请不要误会。现在老百姓很不好对付，如果强行制止，恐怕事态越闹越大了。” 芳泽以威胁的口气说：“此次田中首相决心解决满蒙诸悬案，如果再行拖延，恐怕大大有碍我们的‘友好邦交’，对阁下也大大不利！” 老张眨眨眼，故作糊涂：“唔？还有许多悬案？这我不很清楚。既然是东北的问题，就请阁下先回奉天，与交涉总署谈谈吧！”说罢端茶送客。芳泽捋捋小胡，冷笑一声：“阁下这样缺乏诚意，本公使非常遗憾！”说罢愤然离去。日本人见张作霖居然态度强硬起来，当然不能就此罢休。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一次谈判暂时停顿下来，另作打算。北京政府反对日本干涉声明发表之后，芳泽立即通知张作霖，约定当晚会谈。老张料到一场当面冲突已难避免，为了故示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士诒、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纯一斋里打牌消遣。麻将刚打过两圈，承启官进来报告：“芳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梁士诒等把手中麻将推倒，站起身说：“雨帅有重要公事，我们改日再玩吧。”老张挽留说：“我和这个日本鬼子没什么可谈的了，应酬几句就完，回头咱们接着打。” 芳泽在客厅等得很不耐烦，暗道好个张作霖如今连外交礼貌都不讲了。半晌老张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点点头说：“对不起。” 会谈开始便针锋相对。芳泽沉着脸说：“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公使深感遗憾。” 老张白了公使一眼说：“贵国政府发表什么觉书，也让人很不痛快。” 芳泽说：“帝国政府的警告完全必要！” 老张说：“未免管得忒宽了吧？” 芳泽摇着头说：“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很不好吧？” 老张说：“我从前和你们合作得够多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心里有数，我是打落门牙合血吞！” 芳泽龇牙一笑：“正因为阁下曾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所以十分关心此次战乱，对双方发出警告。” 老张说：“好个双方，连我也被警告了，这还算什么朋友！” 芳泽说：“请不要误会，我们对阁下是友好的劝告。因为大势已难挽回，为使战乱不波及满洲，为保护贵我双方的权益，阁下只有撤回关外才算明智。” 老张说：“你们说得容易，仗还没有打完，我能白白认输吗？” 芳泽冷笑：“阁下应该清醒些，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 老张大脖筋突然一蹦：“这不劳邻居操心。打打看吧！打不过他们，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芳泽一字一板地说：“到那时只怕你过不了山海关了！” 张作霖把脸涨得通红，不觉拍拍桌子：“这是什么话！关外是我们老家，愿意什么时候回去都行，谁还敢拦路不放吗？” 芳泽摇着头把手一摊：“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 他从文件包中取出那份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代表签订的“合作”密约，放在桌上往老张眼前一推说：“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老张把密约拿在手中，眨着眼说：“不要急，先放在这吧！” 芳泽见老张又要推拖，顿时脸色发青，拍着桌子再作威胁：“你这样态度不行！现在本公使代表帝国政府，正式向你们提出另一严重事件！” 老张把眼一翻：“又是什么事件？” 芳泽说：“张宗昌的队伍在济南杀死五十多大日本侨民，张是你的部下，你必须对这一事件负一切责任！” 老张勃然大怒，霍地由座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往地上摔去，顿时磕为两段，声色俱厉地指着芳泽鼻子说：“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我他妈负个屌责！”说罢丢下芳泽，怒气冲冲走出客厅。芳泽向门前赶了两步，咬牙切齿地大喊： “张君，你可不要后悔！’ …………① 张作霖这一顶，就把日本人彻底得罪了，早就对张作霖失去信心、想要甩掉他的日本朝野，闻讯大惊。尤其是与张作霖素有矛盾的日本关东军和其中的少壮派，更加难以容忍，他们早就认为芳泽和东京的官员对张作霖太软弱，不赞成只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是急于出兵占领东北，不许任何军队再进入东北，这也包括张作霖的部队。但张作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又决定要返回东北，这样矛盾就更激化了。而从日本政府来说，则认为张作霖对他们不仅成为无用的人，而且还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对于关东军准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张作霖一事，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制造事端，以阻挠他撤回东北的计划顺利实现这一点，张作霖不是没有想到。但他最初之所以还有些恋栈，倒还不是因此之故。那主要还是因为他当时的“安国军政府”，在那会儿还是权倾一时，实际是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总统权的，他虽名为大元帅，其实就是大总统，这个荣耀的得来，并不容易，要让他拱手让出，他怎么舍得呢！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年轻的张学良洞察幽微，沉着冷静，认为保存实力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力主息战议和，退兵关外，而且行动愈快愈好。张作霖如果听从了儿子的建议，不是犹犹豫豫，而是抢在日本人阴谋付诸实施之前赶回奉天，这一震惊中外的谋杀案也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遗憾的是，他过于自信了，总认为他有几十万军队，日本人虽然可恶，但还不致于会直接谋害他的性命。所以，他总是忠言逆耳，不把这当回事，认为谁想打他的主意，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同意离京返奉了。但却坚决反对改变返奉路线。他错误地认为，明人不做暗事，他并不是被打败了，而是为了国内和平，主动返回东北的，所以他不能灰溜溜地走。当然，若认为他心里很踏实，毫无一点顾虑，那也不是事实，可惜的是，他的释疑不是靠科学地分析判断，而是把宝押在虚幻的占卜和运气上（“他非常迷信，逢有大事必卜卦决疑。这次回东北也是如此，找来在府右街的他所信任的卜卦之士张半仙摇卦，以选择出行的良辰吉日。张丰仙说当日下午七时动身为吉时，张作霖毫不思索就决定当晚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下午７时离京返奉。②张作霖是六月三日离开北京的，这无分歧，但他究竟是几点动身的，却说法不一此为一说；另外也有不少人说是半夜或“六月三日凌晨１时１５分”③等），怎么会不出问题呢！在离京前的一天晚上，张作霖与儿子曾有一番不无隐忧的不同寻常的谈话，把张氏父子，特别是张作霖的心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张学良先把关内各派势力说了一遍，摆出不退出关外的利害关系，并分析了美国、日本在明争暗斗，他们都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势。张作霖听着，捋捋胡子说：“难道说他们尖，我们傻，我们肚里比他们肠子弯弯少，我们在军事上有足够的力量。” 张学良这才凑近说：“知彼，还要知己。大帅，我们的军心不稳，有动摇。” 张作霖再也坐不稳太师椅子了，双腿一弹跳下地说： “咱爷们这棵大树还撮着，猴孙就要散吗？！” 张学良把两手一掐拢说：“眼下国民军、北伐军牌子挺亮，对我们冲击太大，如果我们退回关外，东北这块地盘就是一个圈。” “我懂！小六，咱们爷们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我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件均无从说起，对头吧？”张作霖说完直叹气。张学良连连点头…… 张作霖又叹口气说：“这走要有个走法。” 张学良说：“齐恩铭曾有密电，称‘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 “这里离总站很近，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我看日本人不敢在这里胡闹。”张作霖又吸口气说：“最近收到密探的情报，日本人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张学良表情严肃地说：“日本人狡诈多端，不能不防。”张作霖沉思片刻，说：“日本人惯于诡诈，真的加害，谅其也不敢。” 说着，他撸起袖子来。爷俩研究了回奉天的路线。张作霖随手拿起一张纸，一扯两半，用红笔分别在上面写了 “汽”和“火”，然后揉成两个纸球，在手心里摇摇，扔在桌子上，笑着说： “讨个吉利！”可他并没有立刻拣起纸团。原来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可公路坎坷不平，一路上要吃很多苦，怕受不了；乘火车又怕发生意外……他用手指把两个纸团扒拉得直打转转，抓起一个纸团，慢慢地展开一看，字在背面。他没有立刻翻过来看，而是轻轻地把纸往桌上一拍。张学良伸手把纸翻过来，一看是“火”。老子伸手拍拍儿子的肩膀说：“就这么定了，火车走！”④ 照说，卦卜了，字也测了，张作霖可以放心回家了，怎么心中还有些不安呢？是不是他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这他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而且不久就遇难了，所以这恐怕是很难说清的。不过，有一点则是清楚的，即尽管有风险，而他却无意改变初衷。可张学良就不同了，对父亲的决定他虽然没有再多劝阻，但却仍然很不放心，他始终认为，父亲是不应该坐火车回去的，而应改乘汽车，并且轻车简从，由不大为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秘密返奉。这条路线是在奉军控制之下，这样人虽辛苦点，安全是有保障的。可张作霖却觉得这样未免太小家子气，他不想给人造成他是被人家赶走的所谓败军之将的印象，所以不管谁劝，他都听不进去。当然，他也作了防备的，如多带卫士，增岗加哨，严加戒备等。另外，行期保密，如对外说是６月１日动身，实际是６月３日才启程，并不断变更车次，究竟什么时候到达沈阳，并没有个确切的时间。然而，很遗憾，这种种防备都已经过迟了，因为日本关东军早派特务潜入北京对张作霖进行严密监视了，他的一举一动日本人都了如指掌。但张作霖却还蒙在鼓里。战争的失利，形势的逆转，使他的撤离笼罩着一种冷清和不祥的气氛。但爱讲排场的张作霖还是不忘前呼后拥，还总想即使是引退，也总要走得气派一些，所以他的专车浩浩荡荡，共挂有二十多节车厢，他本人携眷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据张怀英老人谈，那花车车箱内，“装潢极讲究。一间大客厅，一间大卧房，车内全用金黄色丝绒装饰、窗帘、座椅皆为黄色。当时马夫人随行，在卧房内为父亲烧烟泡”。为安全计，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方的车厢，坐满了随行人员和全付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设置了压道车，谁想在路轨上做手脚，也是很容易发现的，真可谓严加防范，周密布署，想得够周到了。但也正象俗话所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有人处心积虑要对某个人进行暗算，有时确实是防不胜防的。原来，就在张作霖准备退回东北时，以村冈长太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行动”绝密计划也正在加紧策划中。最初，他们是准备派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参谋去北京刺杀张作霖。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获悉这一特殊使命后，河本似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对竹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在华北方面，果真有能够完成那样大胆谋略的可以信赖的人吗？很不放心。万一（搞糟）的时候，如果不让国家和军方承担责任，而只以个人的责任来结束的打算办不到的话，那么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认为好极了，不知会怎样乘机指责呢。让我干吧，别无他途。你若是去华北，要一直径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通知我就行。” 河本大作谋刺张作霖的绝招是炸车。竹下义晴到了北京后，很快便将张作霖将乘火车返奉的计划电告河本，河本立即行动起来，炸车地点他最初选在京奉线的巨流河铁桥，因此处有中国军警监视，怕露马脚，所以改在皇姑屯车站。这里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个三洞桥，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在上面，京奉路在下面，因为桥上是由日军警戒的，便于他们作炸车的各种准备，所以就把这里作为炸车的地点。在这之后，河本在三洞桥附近设了岗哨，实行戒严，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后调来工兵，放置炸药，安装电动引爆装置，并在一僻静处设立了瞭望台。河本为保万无一失，还计划若爆破失败，便设法使列车脱轨颠覆，并立即让一队伏兵冲过去将张杀死。而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后，还特地将两名中国乞丐（原为三人，其中一人逃跑了）先行杀死于桥下，将他们伪装成所谓“南方的便衣队员”，在作案后被炸死的样子，以转嫁罪责，掩人耳目。三年后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也是采用同样手段，密令其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向沈阳大举进攻的。历史严峻地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很凶恶的，他们为了迅速占领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会施展出来的。张作霖的专列是６月３日夜离开北京，开往关外的。那是一个多少还有点凉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风习习。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当时他是 “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沙顿系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开汽车，开得很好）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颜色为黄色，驶往火车站。”⑤那个当儿，车站上静悄悄的，也许是戒备森严的关系吧，除了有一小部分暂留北京的官员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车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时那种熙来攘往的热闹场景的；给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丧，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情景，这就不能不使古老的北京车站那偌大的月台上，更显得寂寥萧索，呈现着在兵荒马乱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仓惶、沉寂和凄凉的景象。当然，要说完全没有一点官场的礼仪和送行的气氛，那也不太符合实际，这也正象司马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音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桥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团长的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车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的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的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⑥ 专车驶抵天津时，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找个借口下车了，并且没有再回来。这更引起人们的猜疑，许多人都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当然，对于这位町野先生，现在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张作霖在准备启程出关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事，已有所闻，但町野却表示愿亲自陪他返奉，以释张疑。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事先知道情况不妙，因而借故溜掉的；但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很可能是奉命行事，并非怕死，或曾充当内奸之类，因此人做张氏顾问甚久，是忠于张氏的。关东军少壮派要谋杀张作霖，他虽然不一定摸底，但是曾觉察到了的，在张作霖准备出关临走之前，他曾提出应在白天到达奉天，已有所暗示，可惜这个提醒未引起张氏的注意。是的，张作霖是有些大意了，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总认为他堂堂大帅，实力雄厚，想打他的主意，岂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退一步说，即使有些不自量力之徒闹事，大不了也不过躲在一些沟沟洼洼里，朝他坐的火车放点冷枪，骚扰一下，然后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其他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这是有点反常的，因为张作霖每出远门，在他行经之地，总是岗哨密布，坐有防弹汽车，行有大批卫士簇拥，甚至在乘坐的汽车内都有卫队营长掌握着一挺机关枪，汽车两边也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这次，不知为什么，据说他不让戒严，一切公开，对于安全问题，似乎还挺有把握似的。究其原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过于轻敌，特别是他只考虑到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日本人的敌意，对于他此行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他死于非命的一个关键。有道是：人每反常，即非好兆，出事也就难以避免了。皇姑屯炸车案，说起来惊心动魄，可在案发之前，却一切如故，风平浪静：　　６月３日凌晨１时１５分，张作霖乘专车离开北京遄返奉天，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英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３０余人及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町野武马同行，专车共１８辆，张作霖坐在第三辆蓝钢皮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的花车。列车过津时，町野武马、潘复下车，常荫泰上车。过山海关站，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加入，张改乘第四节车厢，紧靠蓝钢皮车厢的后面。 “相传离平时，其密探曾有日人谋害之警告，张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然町野在津下车，仪峨则继续同行。”（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２１５页）另据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回忆说：“策划炸车阴谋的有关人员，恐怕只有两三个人。……决定以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阴谋·暗杀·军力—— 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版，第２３页）。６月４日清晨，５时２３分，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监视岗亭透过探照灯，发现挂有蓝钢皮车厢的列车奔驰而来。“来了！毫无所知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了交叉点。”（《我杀了张作霖》）“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２００米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了天，对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同上）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张作霖专列的前后三节车厢压碎，吴俊陞殒命，张作霖负重伤，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九时毙命。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秘不发丧。第二天即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一面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奉。６日，奉天省长公暑为应付日本及稳定政局，发出通电佯称：“主座（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直至１７日张学良回到沈阳并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奉天省长公署才于２１日正式宣布张作霖于当日下午逝世。⑦ 这起严重的炸车案是谁干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虽然众说纷纭，但奉、日双方都心中有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奉方对此事采取低调态度，甚至有意掩盖它的真相。但纸哪能包得住火，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最敏感的中外电讯，还是都把锋芒对准了日本，一致断定是他们干的，并有许多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指控：　　张作霖的离京时间十分诡秘，专车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动，到奉天城之确切时间连专车司机也不确知。只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军侦探随时报告行车时刻，才能在专车开到三洞桥时，大炸弹在张作霖所坐的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 日本公使馆随车人员，均在中途下车，没有一个被大炸弹惊扰，真是幸运之极…… 出事地点在日军警戒线内，平素日军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大炸弹安装在石柱顶上需六小时，显然出自工兵之手。爆炸专车之炸药，纯系烈性，目前中国各兵工厂尚无此威力的炸药…… 据英国记者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出事当夜，月色浩浩如洗，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桥，直到炸弹爆发为止。……⑧ 这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无疑是击中了要害，反映了当时的舆情，并使日本政府受到世人的谴责的。但它的真相却长期被掩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东方炸车案的内幕究竟是怎样的？何人主使？何人策划？何人执行？却一直是个谜。但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做了，早晚总是会被察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它那长时间捂着盖着的不可告人的隐秘，终于被揭开了，原来：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是，炸死张作霖，乘混乱之机，出动军队，武装占领东三省，制造伪满蒙帝国，另立傀儡。由于准备不及，未能得逞。为了掩饰事件真相，关东军事先已有布置，由日本浪人觅到３名中国乞丐，于三日深夜，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南满铁路吊桥下，将其杀死，伪装成一伙爆破犯在作案时被炸死的样子（但其中一名事先逃走，后来密赴张学良部下投报）。并诬指他们为“南方之便衣队员”。日方还要求同奉方共同组织调查，遭到拒绝后，日本陆军省于１２日发表公报，诡称张作霖被炸事件之制造者“当系南方便衣队员无疑”（《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２１页）。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很快传到了东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反响。田中内阁顽固地向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事件与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方面搞的（《昭和五十年》，第２２页）。议会在野党把它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但是他们并不想将真相公诸于世。 “皇姑屯事件”对田中内阁的冲击持续将近一年，在处分杀害张作霖的责任者上，内阁与军部疏远了。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田中内阁垮台。同时，关东军司令村岗编入预备役，第九师团附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免职。但是“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仍被掩盖。１９３２年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华，发表的报告书还说：“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尚未判明。惨案内幕仍在五里雾中。”（载《国难痛史》第五卷第４１页）１９４６年７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中，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暗杀之事，系关东军幕僚所为。至此，“皇姑屯事件”真相被掩盖了１５年之后，终于大白于天下。⑨ 上面这段引文，揭露了此案阴谋长期隐秘的事实，确实使我们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不过，过去毕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案疑点仍然很多，更为确凿的人证物证多有不足。但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进展，特别是前几年在日本发现的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现场照片，更以铁的事实为这一震惊世界的谋杀案提供了新的物证。原来，日本山形县藤岛町农民佐久间德一郎，战前曾在侵华日军特务机关任翻译，１９３９年６月，他的上司河野交给他一包重要资料，让其严密保管，事后才知道是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照片。以后，他与河野分手了，侵华战争也节节败退，日军大小头目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管这套照片呢！就这样，这位日本翻译自己把照片保存了下来。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他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为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中日友好的热情所感动，全部公开了这套照片。据报道：“佐久间保管的照片共六十一张，其中三十张编上了号码，有的照片背面还写有“神田”的名字。三十张照片，从爆炸前的现场到张作霖的葬礼，完整地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四处飞散的陆桥，网状般扭曲的铁轨，燃烧着的车厢……令人思索的是，这几张照片中为何不见任何人影？这也就是说，拍片者早有准备，在炸药引爆、列车横飞、浓烟升腾，别人未及出现的现场连续按动快门的。”⑩ 调查还表明，执行爆炸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尽量把爆炸者打扮成是国民党政府方面所为，预先备下犯人尸体，并作其他布署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即河野又四郎，当时他既是高参，又是侵华军“北支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部北京班班长，作为“团副”，他还曾参与策划“芦沟桥事变”。照片的实际主人是神田，全名为神田泰之助，是爆炸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他当时是与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东宫铁男大尉负责具体引爆。这从照片后面他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证明，在一张照片的背面他写道：“昭和三年（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上午五时二十七分爆破京奉陆桥，此为张作霖专列八十号车给事（服务人员）烧焦的尸体。”他在给家属的信中还写道：“６月４日，爆破张作霖列车，其实我亦在场……”至于引爆人还有东宫铁男，则是日本史书所记载的。谋杀张作霖的事实真相，有了更确凿的人证物证。然而，在那时，这一切是完全料想不到的。车到山海关时，黑龙江省督军、过去与张作霖有些矛盾的吴俊陞，那时还破例特地前往山海关迎驾。那场面虽然比较冷清，甚至颇有些杀机预伏的征兆，但吴俊升却仍十分虔诚，这正如窦应泰所写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夜之山海关。 “乌云低垂，夜风飒飒。车站月台上，孤灯惨淡。卫士的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奉天留守官，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戎装佩剑，静静地恭候在山海关车站上。远方已隐隐地传来北行火车的隆隆之声。 “吴俊陞神色阴沉，想不到转眼一年之间，大元帅居然皇冠落地，仓仓惶惶地逃出北京。今天下午，当一份由北京发出的密码电报，送到吴面前时，他不由大吃一惊：张作霖四日返奉。几个月前，由于‘满蒙悬案’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奉天城。日本总领事吉田和奉天省长莫德惠几次都谈成僵局，从北京到奉天之间，被一种隐隐的杀机所笼罩着。加上不断传来蒋介石的‘北伐’步步逼近京畿的消息，使他不由与张作霖突然返奉联系在一起。吴俊陞思前想后，感到张作霖又处在危难之中，出于一种军人的义气，吴决计亲赴山海关迎张。 “当吴俊陞刚刚踏上南行的专列时，奉天警备司令前来送行，他向吴俊陞汇报了次晨将在奉天南站组织百姓迎张的准备后，提醒他说：‘兴权兄，近日鬼子严密封锁老道口，不许中国人通行。这其中必有勾当，不得不防啊！’吴笑着说：‘唔，我是军人，什么也不怕。’警备司令与吴私交笃深，他知晓北京当初组阁时，张作霖冷落吴俊陞的内幕，他几次欲提醒，又不好启口，只得婉言劝说：‘还是三思而行。”吴俊升爽然地一拍胸脯说： ‘唔，人活百岁也是死，我吴俊陞征杀百战，枪子儿都不咬我，唔，去趟山海关有啥屁事？’说罢他辞别警备司令，乘车呼啸着向山海关疾驰。 “此时在北行的专车上，夜不成眠的张作霖正心乱如麻，辗转床榻。忽闻卫兵通报： ‘吴督军专程迎接大元帅，就在车下。’他一骨碌爬起，疾步迎到车门口，只见矮笃笃的吴俊陞果然昂首挺立在灯影黯淡的月台，张作霖急忙挽住吴的双手，把他拉上车来。”⑾ 火车在山海关稍事停留，又“咣咚咣咚”地向前奔驰。车抵皇姑屯车站时，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等也登车迎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平安无事。不料，在六月四日黎明，当列车呜呜地鸣着汽笛，沉重地喘息着，快要到达奉天的时候，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原来，那时“奉天至关内的铁路象一条被降住的鲇鱼，被几张网给兜住了，没有办法只好从高高的中东铁路的胯下钻过去。这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象一把大剪刀，迎着大元帅的专车。这里是三洞桥，活似一个巨人叉开了两条大腿，叫你从胯底下钻过去，谁走到这里都感到在受胯下之辱。 “专车载着‘关东王’张作霖大元帅，也得钻这三洞桥，受胯下之辱了。专车前头压道的卫队列车钻过去了。 “这时，张作霖从专车的窗子稍微探出了一点头，他看见了奉天总站的彩旗在迎风飘扬，而且还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军乐队的奏乐声。于是，心里便格外高兴起来。他拍了拍老把兄吴大舌头（吴俊陞——引者）的大肚子说：‘哎——总算到家了。’ “……专车的车头钻过桥了，就在这第七、八、九节车厢刚好装在三洞桥中间的一刹那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南满铁路的桥梁塌下去了。当时整个奉天城象地震了似的猛地晃动了一下。 “在奉天总站周围，这一声巨响，把附近的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震断了，比用快刀子割的还齐刷；在西北市场吃早面条的人，碗里的热汤面条连碗一起扣在了脑袋上；三洞桥周围的上百棵大杨树上的叶子，一下子全震下去了，比人摘的还光，附近住户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不被震碎的，距离较远的洗澡塘子，池子里的热水也被震得泼了出来，烫伤了不少早晨洗澡的人。 “炸起的那根冲天的烟柱，在砖城里的人们都能看清。 “整个专车，在冲天的烟尘暴土中，塌了架。那冒起的烟分四个颜色：红的是火，黑的是烟，白的是汽，灰的是土。这几股烟尘杂物搅在一起，里面有生命，里面有作为一代风流人物的张作霖。说来他出身绿林，位至大元帅，富贵尊荣，盛极一时。但在这硝烟尘雾中，他究竟怎么样了呢？”⑿这还得从头说。３月３日专车从北京出发时，上面坐了不少日本人，可是在天津，山海关等地都有下车的，当列车行至新民站时，随车来的日本人只剩下一个仪峨诚也，其余的全都溜掉了。此公为何如此沉着，他是不知情呢，还是个不要命的“陪绑”者？这里姑且不论，不过，从各种迹象看，对于此人尚在车上的事，关东军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仍然不顾一切地要干到底，据说是因为此事至关重要，因而“决定以国家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这个新的动向，即日本人纷纷下车的事，有人曾向张作霖报告了，却未引起他的注意。当火车似乎一路顺风地到达离奉天城不远的皇姑屯老站时，张作霖的老友莫德惠、张景惠也到车上迎接大元帅，并随车而行。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一如往常，谁也料想不到，在火车从那里又往前开出三百多米到达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一在桥上，一在桥下）交叉口时，突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顿时，硝烟弥漫，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吴俊陞显然是被强烈的气浪从车厢内抛出去了，他“被一硬东西扎入头部，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余远。温守善（张的随行人员）被埋在碎木下面。莫德惠、张景惠受轻伤，日本顾问荒木刚由蓝皮车踏入花车一只脚，就被炸倒受了轻伤。六太太住的包房着火急喊救命，被卫队救出只烧了脚趾。温守善清醒后，挣扎爬出碎木，站起来，不顾伤痛寻找张作霖。看张仰面躺在铁轨南侧，急忙将张抱入怀中，见他咽喉处有一大窟窿，血如泉涌淌满衣襟和地上。温守善从裤袋里拉出大绸子手绢堵在张作霖的伤口上，正寻找人时，张的三儿子张学曾跑过来帮着扶，他毕竟是个孩子，力气不足，抬不动。这时宪兵司令齐恩铭找了个敞篷汽车，大家把大元帅抱入车中，温守善坐在里面抱着，张学曾在外扶着，齐恩铭没上汽车。汽车急速驶向大帅府，马路两旁已经由留守部队警戒。”⒀ “在汽车驶向大帅府的路上，张作霖还清醒，闭着眼用很小的声音问温守善说：‘逮住了没有？’温守善安慰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温说：‘正审问呢，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温又说：‘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到底是谁干的？’温说：‘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一颗巨型炸弹炸的，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又过了一会，张又对温说：‘我要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爷）和五太太。’ 又说：‘我要走了（意指要离开人世了）’。”⒁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后，医护人员曾尽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两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但在那时，这是不能对外讲的，因为张氏之死，是日本图谋东北的一个严重步骤，日本人是巴不得炸死张作霖，以便取而代之的，所以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封锁消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当时除了省长刘尚清、臧式毅以及医官等少数人知道真相外，外人，甚至张氏的亲属也都不知内情，并将一切探视者拒之门外。这当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内中也有一些极其微妙的斗争。杨大群的记述，采用了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传奇色彩较浓，但从整个内容看，还是如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本质特征的，而且写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警备森严的大帅府，不时有汽车开进来，一些官方要人接二连三来要求看望大元帅的伤情，都被刘尚清挡在了门外。他委婉地说：“大元帅在静养，现在还未息下火气，我不好放您进去。你瞧，大帅已经摔了三个茶杯了。”他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碎杯碴子。那一堆三个颜色的碎茶杯碴子，每片都好象眨着张作霖那双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极其严厉的光，使人看了生畏，这些来人见了不得不退身告辞。 ……当天中午，大元帅府公布了张作霖的伤情：体温３７°２；血压正常；有时头晕，不经常地眼花；左手有些微抖；试着站起来三次，往前走出七步半。此间，城内中街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被招进大帅府。他带着已经磨好的各种规格的眼镜片，来给大元帅配花镜，足足调换了十几副镜片才合适，把大帅医官忙得通身是汗。最后限眼镜行在三日内将眼镜配好，并要求眼镜腿要长一点，因为大帅头上缠着药布。 ……奉天省长公署发出老道口被炸事通电辟谣：各道尹各县知事，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路桥梁，发生炸弹爆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关内军情，各路遵息争通电，均完全移驻相当地点，省城亦安宁如常。及近日外报登有种种谣言，实是淆惑听闻。为此，密电该道尹知事，迅即传谕地方商民，勿得轻信浮言，自滋惊扰，并饬警，从严查禁，是为至要。省公署。鱼印。十七年六月六日炸车事件发生第三天，大帅府又公布了张作霖的近况写实：有一天，大元帅要吃家乡海城的红毛鲤鱼……烹鱼能手朱老师傅按大元帅的口味，烹调了红毛鲤鱼，鲤鱼下锅时，在滚汤里还摆着尾巴。然后，朱老师傅将烹调好的鱼装在万寿碗里，双手捧着送到大元帅面前。大元帅拿起筷子，在吃之前，先用鼻子闻了闻，连连点头，意思是味道好。接着，他喝了一小盅红壳蛇眼高粱酒，还要喝个双盅，被医官劝阻住了……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大元帅食鱼的照片。他头上和左臂膀缠着绷带。在一个摆着碗筷的小桌上，稍微仰侧着身子。床上还有一件东西，就是那杆和他同时蒙难但却安然无羌的长烟袋。第五天夜里十一点半，大元帅几次不能入睡，心情十分烦躁……说：“尚清，何不把刘德给我叫来，说上一段鼓书，解解腹内之愁，胸中之恨呢！” 大鼓书艺人刘德被传知后，立刻赶到大元帅病榻前。医生怕来人从外面带来细菌，便放下了白纱帷帐。大元帅在里面微微叹口气，问道： “刘德，你来啦！家里好吗？” 刘德俯下身子，连声说：“大帅呀，我来叩问您的福体康泰。”说着，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大元帅口音稍微有些不清楚地说：“我遭了一次魔（磨）难！到头来还算抗住了。” 刘德没敢再言语，他敲响了鼓，还没等启口开腔，大元帅倒先开口说：“刘德，你的鼓今夜响得发闷，不脆快呀！” “回禀大元帅，小的担心您的健康，泪水流得太多滴湿了鼓皮，因此声音发闷。”刘德这小子真能溜须，其实是他怕鼓声震了大帅的伤口，在说之前，先在鼓面上沾了点清水。大元帅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哪来那么多尿水子。” ……大帅被炸后，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极力想探听大元帅的伤势，他们在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给大元帅配花镜的当天，就把给大元帅配剩下的花镜片如数花高价买去了。他们化验了大元帅府拒收的材料和这些花镜片，上面均有大元帅的指纹。…… 外交官林久治郎亲自来探视大帅伤势，一来就把刘尚清省长缠住了，他手捧驻中国总领事的慰问信，非要面呈大元帅不可。他奸诈地说：“贵国如今市面上，众说纷纭，对老道口炸车案，多说成与日本有关，这样重大事件，牵涉两国友谊，非面见大元帅陈述衷肠不可，我们是有冤难申的啊！”他说着委屈得落下泪来了。 ……这工夫，少帅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突然出面了。这可使刘尚清省长胸腔里的心猛然一撞。对外好对付，对内闹不好就会扎手。再说林久治郎，他见少帅夫人于凤至出台，不由心机一动，感到这出戏演到高潮了，他眼力很尖，看见在于凤至夫人背后有一女仆役手捧一漆盘，盘中放着精致食品盒，看着雅致，这是送给亲人的“问候羹汤”。…… 心里七上八下起来了。方才他提出带来日本名医，被刘省长婉转拒绝了，并且他也知道，在炸弹事件刚发生时，德国就推荐名医，被刘省长挡回了。这次于凤至夫人的举动，他半猜半疑，他担心是刘尚清安排下的把戏，但从于凤至夫人脸上诚挚的感情来看，是没有包着半点虚假的。如果这位少夫人去给公爹捧羹汤，那就足以说明这位大元帅还没有断气，不过…… 刘尚清以长者的口气说：“凤至，今天大元帅会喝干你这碗羹汤的。”他摆下手要于凤至自行上楼去……他有几分担心，怕军医应付不了于凤至，闹到客厅来那就坏了大事。⒂ 但刘省长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于凤至是个聪明人，连日来她一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虽然不断报出大元帅近况，但她的心总是往下沉。她今天来，就是要探问真情的，但见林久治郎也呆在客厅里，知其来者不善，所以她未在楼上久留，就又手托白玉空碗下楼来到客厅，并对刘省长说：　　“大元帅有话，三日内不会外宾，三日外要开记者招待会，还要与各国领事见见面。两日内大元帅要设全家宴，庆祝身体复原。”她说完把手中白玉碗放在靠墙站立的女仆手里，飘然地走出了客厅…… 林久治郎这一阵子被丢在一边了，弄得他也有些发愣，冷静下来，自己找个台阶说： “省长阁下，大元帅既然今日不会客，我想三日内的招待会鄙领事会参加的。不过望省长阁下，把鄙领事今天拜见大元帅之行，向大元帅敬禀。”他说完深深地弯下腰去了。刘尚清这才感到出了一身冷汗。“扑扑咚咚”一串响动，军医张大嘴巴从楼梯上跑下来，他大喘着气抱住刘尚清说：“刘省长，少帅夫人闯上楼没把我给吓掉魂！”他差不多瘫在刘尚清身旁了。刘尚清仔细一看，见军医脸上、军装前胸上沾满了乳汁似的羹汤，忙说：“把我也吓得心快跳出嗓子眼了。少帅夫人她……” 军医喘口气说：“少帅夫人手捧白玉碗一露面，我就象五雷轰顶一样，不知该怎么对她讲，况且楼下还坐着日本人。我灵机一动，觉得正好借这个时机把事情挑明。我对着大元帅卧床双膝一跪说：‘少夫人呀！大元帅他在回府半路上就归天了！’少帅夫人听了身子一栽晃，把一碗羹汤泼在我脸上，她很理智地没有使白玉碗落在地上，怕楼下日本人听见。半晌她问了句：‘你们为啥不早告诉我？！’我说：‘刘省长为了稳住阵脚，但也正想早些回禀少夫人。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能再瞒下去了。’少夫人问：‘大元帅归天时留下话没有？’她此刻冷静地定住了神。我说：‘大元帅跟刘省长讲了一句遗嘱。’少夫人说：‘要刘省长速将情况禀报少帅！’她就转身走下楼来了。” 刘尚清听完深深地弯下腰，对于凤至走去的方向鞠一躬说：“好一位深明大义的少帅夫人！”⒃ 这以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仍密而不宣。常为大元帅看病的杜医官每天照常到帅府上班，照常到张作霖住处去给他“治伤”；厨房照常为他送饭，勤杂工照常洒扫，花工照常在庭院里修剪花枝。总之帅府内一切平静，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悲伤和慌乱的景象。这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颇感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张作霖是绝无生还的可能的，只要他一死，东北就会大乱，那时他们将立即出兵，乘乱进占奉天，继而占领全东北。若此计不成，他们就设法阻止张学良回东北，甚至企图加害于他，以便斩草除根。但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原来，在张作霖重伤去世的当天，刘尚清等就火速秘密派人去关内给张学良送信了。炸车事件虽如晴天霹雳，使人震惊，但东北整个局势还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日本人所希望的那种混乱状态。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的事，张学良当天就得知了，但父亲情况如何，却不了解，他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受点惊或负点伤也是可能的，更严重的事，想还不会发生。但他显然是估计错了，当他接到东北来信，得知父亲不幸身亡时，真如万箭穿心，眼泪似断线的珠子，顷刻间把信纸滴湿一片，但没有哭出声音来。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痛苦和愤怒，待前线形势趋于缓和，并开始逐步往关外撤兵时，才又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并化装成伙夫，于黑夜中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才乘坐闷罐车返回奉天的。那时，就这样仍担着不少风险。火车每当经过大站，象山海关、绥州、锦州等地时，各站站长及日本宪兵均荷枪实弹，登车巡视，每检查一个车厢，就询问谁是车上的指挥官？张学良是否在这趟列车上？士兵们有认得崔营长的，就说崔营长是指挥官，至于张学良在不在车上，崔营长断然否认了：“张学良正在关内指挥作战，怎么能会回来？”这才巧妙地掩护张学良平安回到了奉天。在这之后的东北政局，仍然是很不平静的，围绕着炸车案的余波和究竟由谁担负东北地区的军政首脑，以及东北向何处去等问题，在上层，在领导集团内部，也仍然存在着矛盾的，有时甚至明争暗斗、风波迭起。如为了尽可能隆重地为父亲治丧，并继承他的遗志，张学良回来后的繁忙、紧张，是不难想象的。他需要休息，需要平静，需要内部团结，上下一致。然而，就在这个多事之秋，偏偏有人又想搞点什么名堂了，不是“经”念歪，就是 “唱”走调，使他好不痛快。就说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吧，本可晚些时候等大丧发完再召开嘛，可是硬要马上开，还让他必须按时出席，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认为，张作霖之死有利于日本，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利于日本。把张作霖之死看成有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眼下都使足劲往实力派杨宇霆那边靠。他们鼓吹满蒙地区可以顺从日本人的意图，接受日本人的指导。虽然他们惧怕杨宇霆的鬼精诡诈，因为在大帅活着的时候，他一口一声‘上将军’，给好多同僚上过谗言，特别是他对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根本没放在眼里。虽然如此，他们说从整个东三省来看，老一辈还得有这么个人出面。可在目前，张学良却有意疏远日本，投靠南京政府。眼下南方势力日益扩大，晋军和冯军都归顺了。而且南京政府还决定把北京改为北平，直隶改为河北，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令其全权处理接收北平事务；蒋介石又派何成浚到北京与张学良极其秘密地接洽过……基于这些情况，把张作霖之死看成不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就极力往张学良这边靠。两派对立情绪很大，所以在即将召开的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肯定是要有一场斗争。”⒄ 果然，在那天会上，有人想兴风作浪，想上台，使张学良一度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　　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到齐全了，就缺张作相老督办了。大家议论说，不要等他了，他会来的。因为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消息早传出去了，这已是铁板钉钉。并且在这之前，有人已经把新总司令军服送给了他。当然，张作相曾经表白，他一定要“老把侄儿（张学良）”继承父业。但到了关键时刻，一般人都会抓住不放，张作相嘴上那么说，实际上他究竟会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眼下还谁也解答不了。况且有的密探还侦察出张作相公馆曾连着三次派人买红纱灯，人们纷纷猜测着张作相可能是在等着搞庆祝。没话说，在会议进行到高潮时，张作相如若着总司令军服，突然出现在会场，当会引起很大的轰动，记者们早已上好了胶卷，等着拍照了。就在要开始推举总司令的时候，常荫槐却突然指使一个人当众宣读了伪造的“大元帅遗嘱”：余不幸归途遇难，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生死置之度外。现年已五十有四，死已非天，惟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 这天早晨才从关里赶回来的杨宇霆，此刻往前俯了俯身子，说：“学良，可以按大元帅的遗嘱，以奉天重任付之嘛！”当然，这样办，张学良就成不了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了，而张作相当了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限于他的基础很浅，只一脚就能把他踢倒。所以，杨宇霆说完此话，脸上便现出狡黠的笑容。随着，常萌槐接上了杨宇霆的话茬，他借此机会提议：“张作相督办德高望重，深受东北民众及全军将士爱戴，完全可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常荫槐的话音还未落，杨宇霆便迫不及待地站起身子使劲鼓起掌来。他一边鼓掌，一边用虎视眈眈的双眼看着大家，使得一些人不得不随着拍起巴掌来…… 主持会议的人提出表决，“刷”地一下，举手赞成张作相任保安总司令的人远远超过了半数。没有举手的人提出，张作相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欠妥当，不合规矩。杨宇霆马上站起来驳斥说：“往往本人不在而得到推举，正说明众望归一，张作相督办得到了大家一致爱戴。”他用眼角扫了张学良一下后又说，“我看倒是在其位的人中大有不谦虚之士。” 张学良看到这个场面，心中想：这倒真有点象“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杨宇霆说完之后，主持会议的人看没有人提出异议，便宣布说：“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今日一致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正在大家刚要起身热烈鼓掌的时候，忽然卫队在门外高声喊道： “张——作——相——督——办——到——” 听到喊声，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因为张作相现在就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了。两扇大门一拉开，人们不由得愣住了，只见三盏黑纱灯在前面开路，黑纱灯上写着黄色的大字：“母丧”。张作相没有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军服，而是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他手里捧着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军服，缓步走上前来。他把总司令军服放在张学良的面前，然后，面对大家跪下身子，磕了三个头，双泪俱下地说： “作相不孝，家母归天，作相随即赴锦治母伤，实有负诸位重托。”说完，便转身在三盏黑纱灯的引导下飘然而去了。与会的人见此情景，都面面相觑，不禁哑然。 ……经过多种形式的磋商，于九天之后，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决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结果，张学良中选。两日后，张学良身着总司令军服，正式宣布就职。同时，设置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共十七人，其中杨宇霆提出辞职，由高维岳代替。尔后不久，虽然还有人暗中活动，不拥戴张学良，但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从此成为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的执行机关和收拾东北残局的中心。⒅ 但在那时，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学良，沉着冷静，他既没有一怒而起，也没有马上采取惊人的政治、军事行动，而是首先抚慰三军，对三军将士俱都给以充分的信任，稳定军心，继而果断决策，息争议和，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保境安民，休养生息，这就使他很快控制了形势，保持了东北政局的稳定。当这一切全都安排停妥，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规时，他才从容不迫地发表了大元帅张作霖的死讯，说他因伤重抢救无效，已于六月二十一日子刻逝世，将为他设奠公祭。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人们对日本的谋杀暴行感到愤慨，对张氏之死表示同情，上海一家报纸以醒目大字对此作了报道，并力透纸背地指出：“皇姑屯一弹，身虽惨死，心迹则大白于天下。” 然而，有一点也是明显的，由于老帅的早逝，千斤重担全落在了张学良一人的肩上，这在他来说，确实是比较突然，难免力不从心；加之，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日本人重兵压境，虎视眈眈，不要说大展宏图，能够保持现状，也并不容易哩。果然，这是个不平常的年代，围绕权利的更迭，特别是象东北向何处去等比较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张学良又将面临一场新的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