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好幸福的时刻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使人甚感留恋的。张学良非常珍视他与赵四小姐的爱情与友谊，殷盼能够常见面，希望常常在一起，但由于战乱频繁，形势动荡，张学良想在关内多住些日子的愿望已无法实现，而不得不又于戎马倥偬中过着飘泊不定的战斗生活，与赵四小姐也从此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了。张学良自父亲遇难、临危受命、主政东北后，层出不穷的公务就使他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国内外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特别是列强对东北的粗暴的干涉和侵扰，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时而联合、时而分裂的战争，以及他们围绕东北去向问题的明争暗斗，都使张学良时刻处于矛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简直有些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甚至焦头烂额了。所以这个时期，他是紧张、惶惑而又异常疲倦的，一方面千头万绪、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一方面又总象身边缺少了点什么似的，有一种茫然若失的孤独感。每当夜深人静、他处理完了一天的繁忙的公务，独自到庭院里走一走，以便使自己那显然有些过度劳累的神经，能够稍稍松弛一下时，他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赵四小姐，想起他们在天津和北戴河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光：那清澈碧蓝的海水，那飘动着片片白云的明丽的天空，那如梦幻般的微风轻拂的月夜，那宽阔平展的金色沙滩上的长长的身影，……但最使他感动、最使他动情的还是赵四小姐对他的爱，是她的真纯，是她那象水晶般的美好的心灵。他认为，她不仅是爱他，不仅是对他怀着真挚的依恋之情，而且也最了解他，最理解他内心的隐秘和他那对她的火一样的热情。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曾有这么一件事，那还是他们初恋的日子，他见赵四小姐总喜欢在胸前带一个很精致的鸡心饰物。那饰物造型优美、玲珑剔透，犹如一颗灿烂的宝石，令人欣羡。出于好奇，张学良想让她取下来，让他仔细欣赏一下，赵四小姐羞涩地一笑，却拒绝了，就好象内中还有什么秘密似的。后来，由于赵四小姐偶然疏忽，张学良终于得到了这个饰物，他不看犹可，看了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饰物是空心的，打开看时，里面端端正正镶嵌着的并非它物，而是张学良的一张小照片！上面还用很秀丽的小字写着“真爱我者是他！”这怎能不使张学良怦然心动，对赵四小姐更加钟情呢！所以，他常想当此多事之时，当此心力交瘁、倍感孤寂之际，若是有她在自己身边，该有多好？这样不仅能常常见面，可以谈心，而且那不是又多了一位精明的参谋和得力助手吗？若是往常，他早就跑到她的身边去了，可现在他怎能走得开呢？他辗转反侧，终于想到还是给她写封信去，请她来沈阳一趟，能够留下来当然更好，万一不能久留，住些日子，再返回天津也行。所以他当即展纸挥笔，给赵四小姐写了一封简短的、但却是热情诚挚的信，信中主要谈到别后的思念之情，他早欲前往探望，无奈家遭不幸，千斤重担，集于一身，终难成行，接着提出请她来沈相会。这一来是久不相见，很想同她见面；二来沈阳虽不象天津那么繁华，但她的秋天，还是很美的。同时，这里的教育条件也不错，来此之后，可以就地入学，继续深造。张学良的这封从沈阳发出的写于１９２８年秋天的信，因为战乱和其他原因，在路上曾耽搁了些时间，但赵四小姐还是收到了。那时，她仍住在天津，由于与张学良分别后，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正为此隐隐有些着急呢，现在终于来信了。少帅对她仍是那么体贴入微，还约她去沈阳会面，她怎能不满心欢喜呢！想到他们多时不见，而从他目前的心情和处境来看，他是有很多话要对她说的，也正是非常需要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觉得，张学良的这个邀请是不能拒绝的。但一想到父亲的反对，母亲的愁容，以及可能遭到的非议，她又犹豫起来。原来，她的父亲比较守旧，虽然做了北洋政府的官、也算民国时代的新派人物了，但对他的这个四丫头与张学良交往却很不赞成。这倒还不是门第观念，张家虽非诗礼传家，却也名声不小。那末，是不是他对张氏家族怀有什么成见呢？好象也不是，原来张作霖住在天津时，他们还有一些交往呢。他之所以对这门亲事持反对态度，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因袭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什么自由恋爱，私订终身，乐与英雄结良缘，等等，全是荒诞不经的谬论邪说，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儿女的婚事，应由他作主，选个在天津或北京的门当户对的人家，明媒正娶地把女儿嫁出去，这既体面，又维护了家庭的尊严。很明显，女儿与少帅接近，他已颇为不悦，若说她还要千里迢迢去沈阳，那他是决不会允许的。如今要把去沈阳的事说出来，不仅沈阳去不成，还可能会惹出一场风波来。所以赵四小姐思量：若真是这样，倒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就此离家出走，这样既可避免诸如说媒定亲之类的纠缠，也可尽早与张学良见面。至于学业，到了沈阳不是仍可继续求学深造吗？所以她决定立即去沈阳，而同父母亲也只好不辞而别了。其实，如果父亲不是那么固执（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家庭内部的分歧，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的渲染挑拨等），能够稍稍体谅一下女儿的心，她怎么能会连个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怀着恋恋不舍的情感踏上了新的旅程。她流着眼泪在内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走了，我这是实在无法啊！不是我不爱父母，也不是孩儿不孝，是您太不理解孩儿的心啊！在一个深夜里，赵四小姐独自从天津搭上了去沈阳的火车。一对饱尝离别之苦的恋人，终于在阳光明丽的金色的北陵幸福地相会了。危难见真情。张学良对赵四小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来沈与他相会，是满怀感激之情的，这对他来说，在精神上确实是个很大的慰藉。但在赵四小姐这方面，心里却并不是那么踏实，因自她来沈阳之后，在天津那边，就有不少谣言。好事之徒，乘机兴风作浪，说三道四，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有些小报，也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说她失踪了，或云她已私奔等等。在她的家里，也引起轩然大波，除了她的母亲和对她比较同情的几个哥哥姐姐外，也是一片反对声。特别是平时一向疼爱她的父亲，暴跳如雷，似乎是对她再也不能原谅了。本来，父亲为官清廉，是个耿直人，平日对她也是关怀备至的，但他却受不了这个刺激，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门庭，使他无脸见人，所以在盛怒之下，登报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决定从此引退，不再为官！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是赵四小姐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所以这使她非常痛苦。另方面，她同于凤至的关系也不是象后来那样融洽。“她初到沈，于凤至不许进‘大帅府’，住在府后一小楼内，有门可通。后来始在‘帅府’大青楼内特辟一室，作为她的闺闼，有时还住在北陵别墅。一九三○年张学良赴南京开会，于凤至久慕沪滨之胜，偕二弟学敏及一荻诸人，由南京到上海一游，住沧洲饭店。王晓籁等于华懋饭店设宴招待，独一荻只身留在‘沧州’不许抛头露面。她在外受乃父严谴，内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情况下，对张学良的感情不但没有心灰意懒，相反地更为积极，生一男孩，由于代为抚养。”①由此不难看到，在她初到沈阳时，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她孤独，她寂寞，甚至受冷遇，遭奚落，处在她那样的地位，在张学良那样一个还颇为封建的家庭里，她的遭遇并不为过。但说她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似乎象小媳妇似的，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也不是。当然，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于凤至有些不快，甚至产生过一些怨恨的情绪，这也自在情理之中。但于凤至是个博学多才而又非常贤慧的女性，对此事她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既未同张学良争吵过，也没有虐待过这位远道而来的赵四姑娘。特别是后来，“当她和赵一荻相识在北陵，并亲自把她接回帅府以后，那个曾经在头脑中萦绕的妖冶娇矜的天津姑娘，逐渐被一位举止端庄、处事谨慎的善良小妹妹所代替。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当于凤至得知赵一荻如何冒然出走、与父亲断绝关系以后，她的心头不知不觉地滋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怜悯，她与她之间的芥蒂在逐渐消除。”②她的处境也日益好转了。这原因固然是由于人们出于对少帅的尊重，但更主要的还是赵四小姐的平等待人与善良。如果说因此她终于取得了于凤至和帅府内各方亲眷的谅解与信任，那末，赵四小姐在随后的东北易帜和诛杀杨、常这些大事上的聪明果断，就更赢得了张家上上下下的好感。赵四小姐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是支持少帅的，杨、常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作对，她和于凤至也都亲眼看见，均甚愤慨。所以在掷银元以卜吉凶时，他俩也都在场，那还真有点紧张呢：　　张学良对此（杨、常的专横——引者）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最后，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大帅灵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一天傍晚，少夫人着人布置好灵堂，摆好桌案，点起香炉，然后请来赵四，讲明原委，于是张学良手执一块银元开始卜算。他们约定，连抛三次，若是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朝下，就谋杀杨、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杀戮。卜卦时，于凤至站在方桌旁极为紧张。张学良抛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抛第三次时，银元噹啷一声，落到了桌子底下，于凤至随眼望去，心头倏然一惊，原是大头朝上落在了地板上。这时，只见站在桌子对面的赵四弯下腰，去捡拾银元，于凤至望着她心里怦怦直跳。赵四看了于凤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时，仍是大头朝下！于是，于凤至高声叫起来：“又是朝下！” 张学良见此结果，回转身朝大帅灵堂深深一躬：“这乃是天意！”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学良便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枪杀了杨、常…… 这两桩大事之后，于凤至渐渐对赵四产生了好感。看出她不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张学良，而且柔中有刚，具有中国帷幄之才。她觉得张学良年少气盛，身边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既精明又贴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于凤至通过细细观察，也认定赵四的投奔张学良，的确是倾心钟爱，人家身为大家闺秀，处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妇地位，既无怨言，又能宽容忍让。赵四的这种脾气秉性，逐渐地赢得了于凤至的敬重和喜爱。她觉得，赵四的很多才干，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赵四配合起来，一内一外，自己管帅府内务，让她帮助汉卿协理政务，二人一心，鼎力相助，这不仅可以使张学良免去内顾之忧，更会帮助他的事业龙腾虎跃的！③ 赵四小姐的聪明和虔诚（赵四小姐初入帅府的境遇，父亲声明使她精神受到的打击，也使张学良深感不安，但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他早也说过，他们的结合“将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之为侍从小姐。”这些她都不计较，对爱情毫不动摇），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报偿，从此以后她不再顾影自怜，过那种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帅府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脚。而且，处境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以后，也还遇到过一些风波和困难，但她对张学良却始终是情有所钟，坚定不移。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的七八年间，她与于凤至一直同张学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离。①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②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③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张学良喜欢跳舞，爱看戏，对音乐、歌曲并无多大兴趣。但这支凄切、哀婉的歌，却真正拨动了他的心弦。那字字血、声声泪的歌词，那满含深情、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曲调，常使他歌未罢，热泪流。是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远忘不了那个阴暗的秋季，那个风云突变的最黑暗的夜晚……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令人震惊的民族大浩劫的开始，是中国人民的空前严重的国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个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就开始了。他们对台湾、澎湖列岛的霸占，对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掠夺，对无辜的中国居民的血腥屠杀，就已将他们的狰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１９２８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用阴谋手段炸死张作霖，实际是武装吞并东北的信号，是欲乘乱占领东三省，只是由于当时东北当局的镇静，制造了张氏轻伤未死的假象；同时日本统治集团也没有完全准备好，才未酿成大乱。但日本人鲸吞东北、亡我中华之心未死，在此之后，它仍继续加紧扩军备战，准备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加之自东北易主，由少帅张学良执政后，始终奉行反日爱国政策，他“修建与‘满铁’（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简称）并行的铁路，以期夺回失去的铁路权益，改青天白日旗，拥护统一。这些爱国行动，在日本军阀看来，都是反对和伤害日本的具体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乃下决心采取措施干掉张学良，把中国的统治权驱逐出东北，实现其侵略野心。”①另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１９２９年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较久的经济危机，日本首当其冲，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混乱，民怨沸腾，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悍然于１９３１年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无异的；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一再下令不许抵抗，终于铸成大错，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他却总是错误归别人，功劳归自己，甚至让张学良当他的替罪羊，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敌当前，军人守土有责，张学良始而经不住蒋的拉拢引诱，不顾东北存在的危险状态，移兵关内，造成东北边防空虚，留下后患；继而完全听命于蒋介石，领兵入关，卷入内战的漩涡，长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进驻北平，乐不思蜀，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说他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奉命行事，丢失东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难言，无可指责，把过失全推到客观方面，显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当然，话又说回来，对此也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以及“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从维护国家统一、避免战乱、以利于人民休养生息这个角度看，还是应当肯定的；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积极的贡献，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这个时期虽然有些消沉，但他的爱国思想并未泯灭。在那个多事之秋，尽管他身患重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医院里，但他对家乡、对地处边陲的东北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日本人的动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对日军的任何挑衅不许抵抗，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为惊诧。与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对他们的挑衅和侵略行径一向深恶痛绝的张学良，怎能设想让他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打不还手、甚至干那种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可耻勾当呢？可是蒋介石的指示和电报就放在他面前，正所谓白纸黑字，军令如山，作为军人，又怎能违抗上级命令？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思想上的苦闷，却更加重了。赵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郁郁寡欢，怕这会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总想法劝慰，有时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闷。可是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东北时局不稳，就象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畅得起来呢！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蒋介石要在石家庄与他会见，张学良只好乘车前往。这次会见不是在宾馆，而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时，蒋、张二人的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下车，独自登上蒋的专车。说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实际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的一角，在一节很不显眼、不大为人注意的车厢里，蒋介石向张学良面授机宜，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读者也许会问：此话怎讲？回答也简单，说它不寻常，主要是指这次会见的突然性和他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而谈话的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新东西，蒋介石无非是对张学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但我们绝对不能打，并把他那套“战必亡”的论调重述一遍，给张学良再打一次“防疫针”而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弱民穷，不论在哪些方面都是不能与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若抵抗，就会家破国亡。所以，日本人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并特别强调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要还手”，“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这使张学良颇感为难。他唯蒋之命是从吧，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会落下骂名，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拒绝听从，就是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不说，还会使东北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这次在石家庄的匆忙的会见，他从蒋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摆脱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赵四小姐见他自打从石家庄回来后，就心神不宁，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就关心地问：“汉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张学良摇摇头，却不说话。赵四小姐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镜子还明亮，张学良有什么心事，怎能瞒得过她？她这时虽然不能完全猜准，但也知道了个十之七八，她认为这肯定与石家庄之行有关，所以，又问道：“那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 张学良不想把事情说破，只摇头苦笑，象有什么难言之隐。赵四小姐见他这样，越发觉得事关重大，而必须让他把实情讲出来，也好有个商量，所以进一步询问道：“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 “挨训，不，不，”因对前不久的那次谈话想不通，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的张学良见赵四小姐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挑明了，才不得不停住脚步，谈论这个使他很不愉快的话题：“委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训斥我，那我倒高兴了，可现在事情刚好正相反！” “相反？是怎么回事？” “哼，一提这事我就冒火！”张学良愤慨地说，“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原来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不好收拾。” “啊，原来是这样？！”赵四小姐觉得问题复杂了，她立即产生了许多疑问，“那么，现在形势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他们真的要挑起战争吗？” “是的。”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看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赵四小姐也疑虑重重地说，“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 “嗯，有道理。”张学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赵四小姐听他这么说，联想到蒋介石在张学良病入医院后发来的《铣电》，以及最近一个时期频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见，这一切显然都不是孤立的，说不定东北要有什么麻烦，还是让他果断决策为好，所以她提醒少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人是怎样谋害先大帅的，这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汉卿，此事关系重大，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但张学良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他默默地在室内走一走，停一停，似乎极力想寻找一条比较稳妥的出路，终不可得。一向关心国事、沉着冷静的赵四小姐，同样为此感到不安。但她知道，张学良决不是那种贪生怕死、逆来顺受、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他之所以面有难色，显然还是与那个不准抵抗的电报和前不久的石家庄谈话有关。然而，那个电报是有问题的，她觉得可以不理睬，如果把它当作一个金箍咒，使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把国恨家仇完全置诸脑后，这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论从局部还是全局来看，也不论是从当前或长远来看，都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向少帅大胆进言：“我看硬叫对凶恶的敌人不加抵抗是不对的，这个命令是下错了！人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守土抗战，抵御外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特别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这是连小学生也都懂得的道理，难道他堂堂委员长竟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 “啊，这个，他当然是清楚的，”张学良停住脚步，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嘲弄地微微一笑，“可理归理，做归做，在国民党内部，言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他们有几个是言行一致的？再说，你讲他错了，可他却认为他满有道理，比如说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如果我们不还手，证明我们确系受害者，这样‘国联’就会出来说话。日本也是九国非战条约的参加者，他若再挑衅，就输了理。蒋委员长要我们忍耐，而绝不能衅自我开！” “什么？靠‘国联’？它会为我们伸冤？笑话！”赵四小姐轻蔑地说：“‘国联’不是救世主，‘国联’是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组织，它并不代表弱小民族，怎么能指望它帮助中国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抢中国的东西，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中国人，什么时候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过话？既然‘国联’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说了话，日本人也不一定会听，明知这是不现实的，而又要拿这个作为不抵抗主义的借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张学良无言以对。平心而论，他对赵四小姐的精辟见解是十分赞同，也是颇为敬佩的。但他思前想后，又总觉得要他不听从蒋的命令，也很难办，因为不光是现在形势不同，他的处境也今非昔比。过去有大帅在，他们可以自成一体，能够独立自主，而自老帅去世，东北易帜，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他就没有象过去那么自由了。同时他对蒋介石也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个时期内蒋介石对他“很好”（可不是，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等都与蒋打得难解难分，蒋处境危险，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武装调停，才使蒋转败为胜，统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脸相迎呢），什么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啦，什么华北大块的地盘啦，什么鸣炮十九响的盛大欢迎啦，什么“得友如兄，死无憾矣”的肉麻吹捧啦。“这些，本是蒋介石拉拢实力军阀惯用的手法，不足为奇，可是年轻单纯、缺乏政治经验的张学良却受宠若惊，飘飘然陷入对蒋介石无限信赖之中”②。也正是在这种感激和显然带有某些盲目乐观的思想支配下，他长期住在北平，远离家业祖坟，并不断抽调主力入关，放松了东北的防务，致使日本伺机增兵，东北沦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着急了，然而又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捆住了手脚，他怎能不深感忧虑呢？这些想法，他只埋在心底，很少与外人道及。但赵四小姐理解了，她说是说，劝是劝，可毕竟人微言轻，身单力薄，正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特别是看到张学良确也有他的难处，便不再多谈。只是，看他原本虚弱的病体，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担心，怕他愁坏了身子，所以就和于凤至商量，劝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由两位女士陪同，来到了北平的中和戏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兰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但戏未看完，他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了出去。原来，沈阳出事了！电话是留在沈阳的公署参谋长荣臻打来的，据他说，日军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在沈阳以北约五华里的地方，是个小村庄）一段路轨，企图制造列车颠覆事件，却反诬是北大营的中国兵干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因为“作假总会露出它的马脚，当夜乘坐从长春到大连的满铁客车中外旅客，都证明列车是准时驰抵沈阳站的，没有铁路被破坏迟阻列车运行的事实。伪满洲国成立后，还在柳条湖东铁路旁边竖立一个碑，碑文记载该处即是“九·一八”中国兵破坏铁路地点。“八·一五”日本投降，这个碑就被柳条湖一带村民，给推倒砸坏了。”③当然，也有人谈，铁路当时确有所损坏，那是日本人贼喊捉贼，自己偷偷干的，只是由于爆炸力较小，铁路损坏不很严重，加之，这里是下坡路，所以炸后列车还是顺利通过了），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向我东北军驻地之一的北大营开枪开炮，发动进攻，复又袭击沈阳，恣意屠杀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沈阳危急！东三省危急！张学良怒不可遏，焦急地守在电话机旁：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心，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旁。他抓起电话，正欲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帧照片。这是张学良去年抵达南京时与蒋介石合照的，蒋介石穿着戎装，旁边的横幅上大字标语是“欢迎竭诚拥护中央的张副司令”。看着这张照片，张学良怵然一惊！蒋介石那双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紧紧地盯视着自己，似乎在说：难道你不想服从中央了吗？张学良打了个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下西装上衣的口袋，这里装着蒋介石昨晚打来的电报，他重申如遇日军挑衅不准抵抗之意。这时，张学良的左手就象被烫了一下似的，连忙从胸部放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动作，张学良刚才的冲动消失了，他对着话筒的语调变得象背书一样机械而又没有生气：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总之一句话，不要抵抗！” 这几句机械的命令，好象耗尽了张学良全身的力气似的，只见他手足颤抖，脸色惨白，身体一软，瘫坐在了电话机旁！人们连忙拥过去，将张学良搀扶到长沙发上。④ 这段真切生动的记述，令人信服地表明，张学良是要抗日的，不战而退不是他的本意。可是，为什么他又违心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个错误命令呢？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认为抗日要依靠全国，要考虑南京中央的意图，东北不能单独行动。所以当他冷静下来后，立即向南京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报告情况，候中央解决。但这时的南京却群龙无首，惊慌失措：　　沈阳惊变电告南京，国民党中枢的铁腕人物均到江西、湖南指挥内战去了，仅有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及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王正廷等这般人物空守石头城。他们慌作一团，急电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开了一次中央临时常会，因蒋介石不在，什么问题也决定不了。南京这边在踢皮球，东北那边的日军逞凶，一日之内占领了沈阳、海城、大石桥、公主岭、四平、开原、昌图、长春、凤凰城及营口、抚顺等要地。日军在沈阳俘获东北当局要员荣臻等十一人。王以哲率残部巾沈阳向南撤退。⑤ 形势瞬息万变，日寇气焰愈加嚣张：　　……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二百六十架飞机，一夜之间，全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之手；紧接着，在以后的一周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市。同年十一月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次年一月份，占领了辽西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锦州。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呻吟于侵略军的铁蹄之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在全世界横行的开始。其野蛮凶恶的侵略行为，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⑥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推动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强烈反对国民党的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９月２８日，南京和上海的请愿学生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在中央军校也受到学生的正气凛然的质问。由于人们一时不明真相，对张学良也有批评，有谴责，甚至称他为“不抵抗将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要看到，他这时对抗日虽不坚决，但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是不同的。他想对日作战，后来也确实进行过抵抗，做了些抗战的工作，如 “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辽、吉、黑三省临时抗日政府，指挥了锦州、榆关、热河的抵抗，给予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的东北义勇军以热情支持等。但在那时，这些显然还是很不够的，国人对他的表现仍然感到失望。曾几何时，以果断易帜和维护国家统一而名声大震的张学良，只不过一年光景，竟成众矢之的，而这种大起大落的转折，从时间上来说，刚好是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８日他发表支持蒋介石的“巧电”后一周年的同一天，这是不寻常的，值得深思的。崔义忠撰文议论说：　　“九·一八”事变，人们可能熟知，而“九·一八”巧电就鲜为人知了。一九三○年四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混战——中原大战。冯、阎、桂三派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纠集六十万大军，讨伐蒋介石。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率五十万大军与冯、阎军厮杀于豫、鲁、皖，战火燃遍了整个中原，双方打了四个多月，互有胜负，难分高低。这时，拥兵关外，保持“中立”的张学良东北军的向背，成了决定双方胜负的重要因素。于是，张学良成了双方都极力拉拢的人物。一时北宁线上，党政要人奔走如梭，少帅府邸更是说客盈门。双方封官许愿，一再加码。年轻的少帅在这令人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外交攻势下，几经选择，终于，从“统一国家”“维护中央”的立场出发，决定支持蒋介石。九月十八日，这天的电报韵目是“巧”字，张学良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巧电，表态“拥护中央”、“呼吁和平”，随即发兵入关，反蒋联军顿时乱作一团，阎锡山退避三舍，望风而逃，一下退回山西，使东北军一枪未发，轻而易举地接收了北平、天津；冯玉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部下纷纷倒戈投蒋，十月五日，阎、冯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十月十五日，阎、冯便联袂下野。至此，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以蒋氏胜利而告结束。由于张学良助蒋立了大功，南京政府委任他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特邀他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新闻界也对他大肆吹捧宣传。一时，少帅声誉鹊起，名扬天下。然而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响了。也许日本人有意给这位少帅开玩笑，竟选在他发表巧电一周年这一天进攻沈阳。由于张学良事先已得到蒋介石的指示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于是指示东北军执行中央不抵抗命令，退入关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前，东北军一枪未发就占领了平津，而这一次也是一枪未发便把沈阳交给了日军。三个月后，整个东北便尽陷敌手。顿时，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被唾骂一时。张学良的两个“九·一八”，真是荣至耻极。或许，这两个相同日子只是偶然的巧合，但这两个事件本身却不能说没有必然的联系。 “九·一八”巧电发表后，东北军大量入关，造成东北军边防严重空虚，使得日本乘虚而入。张学良把蒋个人看成了“统一的标志”、“国家的化身”，发兵入关是维护中央，他退兵入关是服从领袖。两次入关，似出一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九·一八巧电”，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决不会一枪不发放弃沈阳。⑦ ………… 这里有必要补叙一笔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部属大多数都撤到关内了，但也有一小部分官员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未能脱身。从东北当局上层人物来说，荣臻、臧式毅等十一人就都作了日军的俘虏，被囚禁起来了。不过，他们与一般普通的俘虏是有区别的，因为日本人想利用这些头面人物为他们效劳，所以对他们是比较优待的。但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跟着日本人走的，只有曾任辽宁省省长的臧式毅和张景惠等少数人动摇了。可是臧母却是位铁骨铮铮的老人，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原来：　　臧式毅的母亲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他岂肯让儿子沦为汉奸，遂想方设法营救儿子出狱。但左思右想不得其法。最后只好一着，让儿子为国尽忠殉节算了。于是通融看守，给儿子送饭。日本人本来就要拉拢臧式毅，母亲送饭也不便阻挡。臧式毅吃罢母亲送来的饭，把碗底翻过来看时，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原来碗底下嵌了一下子大烟膏。他顿时明白了，这是母亲让他服毒自尽，以全名节。不料，臧式毅思忖一会儿，又将饭碗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母亲。后来，臧式毅终于当了汉奸，成了伪满洲国的奉天省省长。他母亲得知这一消息，便把那大烟膏从碗底抠出来，吞进自己肚子里。国难中的母与子，就这样一个玉碎，一个瓦全。儿子成了民族的罪人，母亲成了抗日的一面旗帜！⑧ “九·一八”事变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三十年代所遭到的一次触目惊心的劫难，同时它也是个充满着屈辱和悲愤的血泪交迸的时刻。年轻的张学良由于受到蒋介石的腐蚀，错误地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对他来说是个深刻的教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另方面看，侵略者的炮声也唤醒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也使一些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之徒暴露了他们的卑劣的嘴脸。这也就是说，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有象马占山、蔡廷锴那样英勇不屈的抗日爱国将领，有象臧式毅母亲这样宁死不屈和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人，也有象臧式毅、张景惠这种不惜充当汉奸的民族败类。这实际也充分显示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一八”事变象警钟，也象一面镜子，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变所呈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景象，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而又发人深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