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东北沦陷，丧国亡师的主要责任者虽然不是张学良，但他还是深感愧对三千万东北同胞，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他便在长城布防，准备进行保卫长城口、保卫热河之战，并急向南京求援。但南京对此反映冷淡。蒋介石正在江西忙于“剿共”，虽然碰得头破血流，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都成了红军的俘虏，但他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对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所以对什么保卫热河、什么长城抗战，是不感兴趣的。他认为，日军攻势正盛，锐不可挡，热河是守不住的。然而鉴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舆论方面的压力很大，对张学良的要求他不便拒绝，因为他如不作出一些抗日的姿态，不说别的，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他的所谓支持，只不过是打发他的妻兄宋子文等人去趟北平，讲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开些空头支票而已。也许，下面的这个场面，会使我们更能窥视蒋介石“支持”热河抗战的奥秘： “蒋介石摇着大折扇，对坐在他对面一位戴金丝眼镜、穿白西装的中年男子侃侃而谈： ‘我当然不是想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我说过，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打，是非亡国不行的！’ “中年男子耸耸肩膀，不得要领地：‘又打又不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身穿白色绸缎绣花旗袍的宋美龄嗔怪地对宋子文：‘大哥，你听他把话说完！’ “蒋介石扳着指头，说服地：‘是啊，子文，你想想看，现在反对我的人都打起了抗日的旗号，胡汉民、冯玉祥……就连亲日的汪精卫也发通电指责我不抗日……’ “宋子文：‘不尽然嘛，张汉卿并不反对你嘛……’ “蒋介石：‘嗯，是的，汉卿情绪很大，如果我再不提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他那里更没法交待了。’ “宋子文赞同地：‘也好，这样我们在英美面前也不至于太丢脸。那么，我们何时动身去北平啊？’ “蒋介石欣赏着扇面上的山水画，轻描淡写地：‘我嘛，这里离不开就不去了。你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到北平帮助汉卿安排一下就可以了。’ “宋子文惊讶地：‘怎么，这样大的事你不去？汉卿向我要人，要钱，要武器，我怎么办？到时候我兑现不了的。’ “蒋介石看着宋子文笑道：‘你是财神爷，你到哪里哪里就会感到在钱的方面是有保障的，这就够啦！人、钱和武器还要用在剿共上面。先安内后攘外，方针不变。’ “宋子文脸色阴沉地：‘打麻雀还要丢一把米呢，你一点本钱不下，我这个代理行政院长去干什么？！’ “蒋介石叹了口气：‘是啊，论私人情谊，汉卿有恩于我，我视之如手足……可我是当今中国的最高统帅，不能感情用事啊！……这样吧，子文，你相机行事好了，不会让汉卿吃亏的。’ “宋子文起身告辞……望着宋子文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故作不解地：‘子文怎么不高兴啊？’ “宋美龄瞪了蒋介石一眼：‘你给他开的是空头支票，他能高兴起来吗？’ “蒋介石摇看扇子说：‘他会使张学良高兴起来的！’”①说起蒋介石这位有“中国的摩根”之称的姻兄，倒也还是个颇不简单的人，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间，他始终为国民党政权效劳，权势不小，与蒋介石及宋美龄都过从甚密，关系非同寻常。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有争执，有矛盾，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初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后来张学良去找蒋介石，准备返回西安，可蒋介石托病不见，还打算报复。宋子文得知，很不高兴，问他说话算不算数，蒋介石大发雷霆，说张犯上作乱，决不能放他回去。据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过的居亦侨（原名徐少珊）回忆，那次蒋宋争得面红耳赤，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宋子文用脚踢门，拼命跺地板，大骂蒋介石”。后来，他气得一度离开了南京，跑到上海去了。不过，在那个时期，他们吵是吵，还要互相利用，所以后来还是又搅在一起了。１９４９年１月蒋介石下台，他即逃往国外，从此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后来似乎还产生了某种隔阂呢。陆印全在一篇记述宋子文生平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他介绍说：　　……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邀请宋前去担任重要职务，都遭到了他的婉言谢绝。一九六二年二月应邀到台北，但只呆了几天，就飞回纽约。临行时宋美龄没有送他，认为当此孤立无援之际，连亲哥哥都不愿助以一臂之力，未免太“冷酷无情”了。一九七一年四月，宋子文夫妇赴旧金山探望亲友，一位老友为他们设宴洗尘，本来有心脏病的宋因为吃得太快，食物卡住喉咙，喘不过气来，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时年七十七岁。这时，宋美龄正在纽约疗养，却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于此可见其兄妹关系的微妙。② 不过，早年矛盾还不是很明显。那一次，身兼国民党财政部长、代理行政院长等要职的宋子文，原本想少量地给张学良拨点军费，以示援助之意，不料竟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他不但一毛不拔，还要拆张学良的台，要拆除长城防线，放弃华北呢！对此，宋虽有些不满，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匆匆赶赴北平，应付一下。这回他们的行踪不保密了，为了给南京政府捞回点坚决抗战的面子，当局对他们的北平之行，甚至还故意渲染，吹嘘一通。总之，他们是打着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要对张学良的义举予以大力支持的旗号北上的。这虽然是虚张声势，哗众取宠，却也蒙骗了不少善良的人，就连张学良也信以为真，还特地举行晚会，以示欢迎呢：北京　　顺承王府张学良官邸张学良格外开心地笑着，举起酒杯和宋子文干杯。小乐队在演奏优美的华尔兹舞曲，然而却没有人跳舞…… 何柱国将军小声地对身边的王以哲将军说：“一年了，头一回看见少帅这样高兴。看来，蒋先生和宋先生决心支持我们抗战了。” 王以哲喝了一口酒，不以为然地：“我可不象少帅这样乐观，锦州之战他们也下令死守表示支援，临到关键时刻啥也不给，让我们孤军苦战，白作牺牲……” 何柱国：“哎，形势不同了，中央再不援以实力，少帅是不会答应他们的。” 在大厅的一头，张学良收起笑容，严肃地：“子文兄，举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义不容辞。我们为国难牺牲原无不可，可是人、钱和武器的接济，政府必须如数发给，否则，我失信事小，国家命运事大！” 宋子文：“你放心。蒋公和我誓作你的后盾，你们打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怎么样？” 张学良被宋子文的保证感动了，他紧紧地握住宋子文的手，激动地：“谢谢你，子文兄，我代表东北军弟兄和东北的父老乡亲谢谢你！”随后转对大厅里的人们： “诸位，方才宋院长对我讲，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蒋委员长和宋院长誓作我们的后盾，在人力、财力和武器方面全力支持我们。” 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张学良对走过来的于凤至：“凤至，怎么不请大家跳舞啊！” 于凤至转身对众人：“诸位女士、先生，请大家不要客气，玩起来吧！” 于凤至对宋子文发出邀请：“子文兄，汉卿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都是你给他带来的快乐。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我要陪你跳舞！” 宋子文彬彬有礼的对张学良：“可以吗？” 张学良笑笑：“请！” 宋子文、于凤至二人携手走到大厅中央，翩翩起舞。有些人也陆续下场跳起来。张学良走到赵媞身边：“小四，陪我跳舞吧！” 二人边舞边谈。张学良踩了一下赵媞的脚，歉意地：“对不起，好久没跳舞，有点生疏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跳舞时的情景吗？那时候，你真美……” 赵媞：“现在呢？是不是老了……” 张学良：“哪儿的话呢，只是比那时候……” 赵媞：“长丑了？” 张学良：“不，更美了！” 赵媞“噗媞”一声笑了。张学良：“我说的是真话。” 赵媞：“你呀，现在我相信凤至姐姐的话了，你比我们还天真……” 张学良：“怎么讲？” 赵媞：“拿着棒槌当了针！刚才，我听救国会的人讲，蒋委员长既然这样重视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为什么不亲自来一趟？为什么不可以把剿共的事放一放？”……③ 看来，那时倒是王以哲将军和赵四小姐头脑比较清醒，对于蒋、宋的好话，都一直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实际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这完全是说假话，是一场逢场作戏式的欺骗，因为他们无意抗日，要的是屈辱议和，暗地里在北方的国民党军队中鼓吹不抵抗主义，不服从张学良的调遣。当时张学良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代理委员长，是有权指挥北方所有的国民党军队的。但是，由于以宋子文、何应钦等为首的南京来的军政大员态度暧昧，加之，国民党军队一向派系林立，尔虞我诈；更加之有些将领过去和东北军还打过仗，有些隔阂，所以张学良指挥不灵，他们不是公开抗命，拒不服从，就是自保实力，按兵不动；也有的是釜底抽薪，使你欲战不能；更加之骄傲自大、只顾自己身家性命的热河省主席兼司令官汤玉麟不战而退，所以轰动一时的热河保卫战失败了。说起来简直有些使人难以置信，偌大承德，守军数千，结果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骑便将它攻占了！日军夺取了热河后，继续向华北进军，威逼平、津，这就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人们对张学良也更加不能原谅了，认为他先失东北，又丢掉热河，是置国难家仇于不顾，真乃孺子不可教也。这使他也很苦恼。他有没有可以解脱的办法呢？这在当时也还是有的，这有两条途径，一是重整旗鼓，率师迎战日寇，收复失地；二是在适当时机公布蒋介石在 “九·一八”事变前拍给他的电报，向国人说明事实真相。这样，他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但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悄悄吞下了这个苦果，采取了引咎辞职的办法作为回答。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　　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 张学良代蒋受过，毫无一点怨言，他本以为，他采取这样的姿态蒋介石是决不会轻易接受他的辞呈，而真正让他下野的。所以这一年的三月间，当蒋介石以亲临前线视察、筹划反攻大计的名义来到石家庄，并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时，他还当面向蒋介石请战，要率领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誓死反攻，收复热河呢。谁知，蒋介石为平民愤，以减轻舆论对他的压力，企图把丧师失地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张学良，要把他作为一个替罪羊一脚踢开哩，哪里还会挽留他呢。所以，对他的请战不仅不加理踩，而且逼他下野，热河收复不收复，对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见时，宋子文在场。这次会见仍然是在火车上进行的，仍然是灾难性的。不过这次在表面上蒋介石却还显得颇为热情，一点也没有要责备张学良的样子，开头，还假惺惺地对这位为他背了黑锅的将军婉言相劝，极力安慰呢。但随后话锋一转，立即对张学良的辞职电表示赞赏，但又怕张学良思想不通，假装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汉卿，你的诚意和处境我是同情的，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是不想让你辞职的，可现在举国反日，对你、对我都有不少舆论。当然，你是奉命行事，是有些冤枉的，可这又不便公开讲。怎么办呢？为平怒潮，我们得有一个人辞职。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就象你我同舟共命，但一条独木小船容不了两人过河，如二人俱乘，一定会同遭灭顶；若是先有一人下水，让另一个人先渡过去，然后再设法渡那个人，则二人皆可得救矣，所以，你看，这先下水的是你呢？还是……”说罢，目光直逼张学良。这谈话和咄咄逼人的架势，如同是一道突如其来的最后通谍。 “是我！”张学良知其用意，愤然说道：“我先下水，让我引咎辞职吧！” 蒋介石见张学良同意下野，心中暗喜，故意朝宋子文说：“汉卿是个痛快人，能顾全大局，我完全理解他的苦心，就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到国外去看看吧。”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好意”，心领神会，赞叹不已，在旁帮腔说：“好，好，难得汉卿顾全大局。”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势，蒋介石施展丢车保帅、金蝉脱壳之计，轻而易举地把张学良赶下了台。这严重地伤了张学良的自尊心，使他深感蒋介石的奸诈、阴险，而且往往是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这，对张学良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很自然地又联想到在中原大战之前，蒋介石借口防止苏联“赤化”中国，利用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情绪，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④的痛苦经历。本来，张学良与苏联相处还好，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的，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竟忽然心生一计，要打苏联。原来，据说美国希望中国办两件事，即对内消灭红军，对外打击苏联。蒋介石想挑起一次反苏事端，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是给美国朋友的一个献礼。另外，苏联必会反击，能削弱东北军的力量，这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东北虽然名义上是 “服从中央”了，可是还不是那么驯服，这主要不正是因为他们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吗？如果苏联人打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削弱了，对他无疑是有利的。就张学良来说，若是与苏联交恶，与日本人更是早有冤仇，这样就会形成两面受敌，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进一步靠拢南京，如此一举三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可那时，张学良只知道他的敌人是日寇，叫他打苏联，他是不肯干的。但南京政府却一再怂恿，推波助澜，硬要他强行收回中东路，驱逐苏方势力。张学良与军队素有不解之缘，军人气质浓，对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似乎有一种特有的虔诚，竟然真的遵命行事了。先是以所谓“东铁为共党之渊薮”、要防止“赤化”为名，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后又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继之是中苏间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东北军损失惨重，苏联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并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件事在国内也引起公愤，上海工人还进行了示威游行，谴责南京政府的反苏活动。蒋介石泄气了。在外交上也陷于困境。张学良更接连收到出师不利和“旅长两名阵亡，士兵溃散”的紧急电报。当他要求政府补充损失时，蒋介石却以他正集中兵力打红军为名，不给东北军任何补充。张学良虽曾据理力争，也毫无作用。此举不策略，政治影响不好，出师不利，这是张学良料想不到的。当年曾在张氏身边工作的刘鸣九先生回忆说：“军事受挫，张学良自知上当，乃当机立断，停战言和，径直同苏联谈判，签订“伯力议定书”，恢复冲突前中东路状态，释放苏方被俘人员，尊重双方共署原则，这一事件虽然处理得及时果断，但却也造成了张学良同苏联关系的裂痕。”还说：“中苏冲突宣告结束，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字二为）来沈，辽宁外交特派员王镜寰设宴招待，出席的只有在沈的省政府委员六、七人（我也在内），同时邀请了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秦华（字伯秋，曾任过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作陪。秦是陆军大学出身，在南京有不少同学和熟人，接触中给他的印象是，南京和东北合作并无诚意，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张学良得知后将其调回。在这次宴会上，酒至半酣，秦突然向周尤光提问：“二为兄，此次沈阳之行是否还要插手中苏谈判善后之事？”周颇感尴尬，连忙说：“伯秋，这次只是来东北看看，上峰并未责成过问此事。”秦乘虚直逼，愤愤地说：“中苏冲突就是南京挑起来的，这你不能不承认吧？南京总想加害于东北，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东北刚刚易帜，杨永泰（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长）就曾上了一个条陈，其中主要的一项提出以武力解决二、三集团军，以金钱收买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消灭第五编遣区的策略（注：当时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分任二、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由于东北刚刚易帜，当时南京政府计划裁减全国军队，把东北划为第五编遣区），你说这不是实有其事吗？”周龙光听后，面红耳赤，手足无措，支支唔唔地说：“伯秋，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秦穷追不舍，还想再施责问。我们在座的人连忙进行劝解，纷纷说：“伯秋喝醉了，老朋友相见，今夕只宜谈风月，还是不要说这些了。”局面稍有缓和，宴会不欢而散。”⑤ 接下来，刘鸣九还谈到了在张学良离开东北、一去不归之前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那也是发人深思的。他说：“一九三一年春，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辽宁农工商学各界也选出代表前往参加，蒋介石希望张学良能出席，他欣然应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他准备启程前两天的一个傍晚到大帅府想同他谈谈，适逢他外出，我就留一封短信说，我个人见解，这次开会的代表均已派定，你是否不必亲自去了，明天再来当面陈述意见。次日傍晚去时见到他，就把我领到楼上他的卧室。坐定后，他先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你还有什么意见？’我于是向他陈述了不去南京开会的看法，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趁目前相对平静的时机，把家里的事情整顿好。当前，强敌在外，日本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极应随时引起我们的戒备。’‘我们和南京合作，当知己知彼，不即不离。我看南京对我们并不是以诚相见，这是应当有所觉察的。我想举举事例，不过可能比喻不当。阎锡山的情况你是很清楚的，不论外部有什么变化，他总是不离开山西根据地，南京怎样拉拢他都不为所动，始终保持在山西的地位。老虎居深山，一声长啸，山鸣谷应；一旦虎落平原，威风尽失，连狗也要欺侮它。我的比喻不当，意在请你重视内部事务，千万不要忘掉根据地。’ 我说这番话时，他听的很认真，最后他说：‘你的意思很好，但也不要神经过敏。我们和蒋介石过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既然是合作，就要诚心诚意，因为只有诚心诚意才能合作得好，否则疑虑重重，那还怎能合作呢？我的行期已定，还是去好。’我见他真诚合作的信念甚坚，也就再未过多进言。 “这次谈话之后，张学良如期前往南京，而这一去实际上就长期告别了东北，直到现在五十五载迄未归来。他开完国民会议回到北平后，因病住进协和医院……面对日方（在东北）不断滋事挑衅的险恶局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随后爆发“九·一八”事变。东北这个根据地的不复存在，使张学良大大削弱了相对独立的能力，不得不增加了对蒋介石的依附。 “‘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国人民，矛头直指蒋、张。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又一次利用了张学良的忠诚，逼他下野出国，张竟忍辱负重，甘愿代蒋受过，再一次蒙受严重打击。……”⑥ 这一幕幕的往事，使张学良逐渐感到，与南京合作，看来不是象他先前所想的那么简单了；而在蒋介石的“笑脸”的背后，似乎也隐隐发现某种不祥之兆。但在那时，他对蒋的阴暗心理和本质还未真正看清，他虽然明知又一次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但仍无怨恨，这虽然是他很不情愿的，但他仍然准备服从。…… 张学良的这些想法，当然也很难瞒得过善于察颜观色的蒋介石的眼睛，他看到张学良神色黯然，内心里感到高兴，暗暗骂道：“张学良，张学良！你小子过去仗着东北军实力强大，有资本，同我讨价还价，迟迟不肯归顺中央。后来，名义上是改换门庭，挂起青天白日旗了，可却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我总是若即若离，不肯服服贴贴。中原大战虽然立了功，可是才过了一年多，又不听招呼了，东北丢了就丢了嘛，我们打不还手，‘国联’迟早是要说话的，可你却急得不得了，又在长城一线和日军激战起来，还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要搞什么保卫热河之战，闹腾得连我都不得不离开‘剿共’前线，北上督师，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败涂地吗？这一回，我让你小子先给我下台，并且让你走得远远的，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老实的！”可在嘴上，却还是虚情假意地说：“汉卿，不必难过，等机会再起，报国之日方长嘛，唵，唵，就这样吧，再见，再见。”言毕起身送客，张学良怅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