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对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受到蒋介石排挤、对打内战不感兴趣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当然，一种新的革命高潮的酝酿与准备，也是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的。实际上，为了抗日，为了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策略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研究，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的分析，以及对于他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在红军长征的后期就曾考虑过，但有些事那时无法实现，实际对他们、特别是对张学良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则是从１９３５年冬和１９３６年春在陕北榆林桥战斗后开始的。而被俘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迅速释放，则是一个新的起点。高福源是由于被俘后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动向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作战的彭德怀同志提出回去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当时正是党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的时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彭德怀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甘泉与高福源联系，并促成此事的。高福源是先到洛川见了东北军的王以哲军长，然后由他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于第二天乘飞机专程来洛川与高见面。张学良早想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一时尚无头绪，现在高福源回来了，而且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他当然乐于尽快见到他。但使不但不想让他看出他的这种焦急的心情，并觉得对他的诚意还要看一看，甚至认为他应当先试试他的胆识。…… 张学良的这个微妙的心理，高福源当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见到张学良，就立即敬了一个军礼，并说：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 张学良态度严肃，冷冷地问：“怎么回来的？” “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我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什么？红军派你回来的，你好大胆！”张学良见他大言不惭，好象他不是打了败仗，倒象是得胜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声喝道：“你当了俘虏，还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原以为张学良会热诚与他交谈的，没想到他会这样对待他，所以十分失望，痛心地说：“请副司令息怒。我这次冒死回来，确实有话要对您说，我是为了您和东北军好，决不是为我自己。至于您怎样对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您想杀我，还不跟踩死个蚂蚁一样。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记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了，不能忘记三千万东北同胞已沦为亡国奴，也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怎样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现在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团结抗日，并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又有什么理由骂人家为‘匪’？难道非要把我们东北军这点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才心甘吗？”高福源说到这里，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只打算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要杀要剐，就随人家的便，只是觉得这也太冤屈了，所以既激忿，又悔恨，因而哭得很伤心。张学良原本就无处罚他的意思，现在听他这样慷慨陈辞，也不禁流泪了。他终于怀看激动而又沉重的心情走过来，亲切地安慰他说：“福源，别难过了，你说得好，说得对，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样做呢，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转告红军，请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可以作一些商谈。” 高福源很高兴。在圆满完成任务后，他又返回陕北苏区。高福源回到红军驻地后，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对他多所鼓励。另方面，对张学良关于双方立即进行接触和商谈的建议也欣然采纳，并于３月４日派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那时张学良误以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他既注意与陕北红军的联系，也很重视与上海友人的接触，想通过他们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不久以后，他终于从上海友人那里获悉，原东北义勇军抗日将领李杜（当时他住在上海）为他找到了共产党的关系。实际是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得知张学良的愿望后，决定派刘鼎到西安去与张学良联系，搞统战工作。张学良认为刘鼎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得到消息后，即派亲信高参赵毅到上海去迎接客人。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由朱德介绍入党的刘鼎，是１９３６年春来到西安的。到了西安后，他就住在张学良公馆里。那时张公馆在西安西门里金家巷５号，这所住宅，原为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建造，１９３５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西安后，租赁了这个院落，作为他的官邸。这里的主要建筑物是三幢东西排列的三层青砖楼房，即Ａ楼、Ｂ楼、Ｃ楼。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之后，原来的房舍多已陈旧破落了，但它的主要建筑和庭院仍保存完好；特别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注，加强了对西安事变旧址的管理工作，经过认真修葺，如今这里已焕然一新，恢复了多年的风貌。Ａ楼，在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下属、职员所住的地方，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曾在这里住过。Ｂ楼，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副官和警卫人员的住所。Ｃ楼，是张公馆的核心。张学良自１９３５年秋来西安直到他离开西安去南京以前，同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一直住在这里。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１日晚，张学良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军事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１２月２３、２４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方会谈”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张学良与刘鼎素不相识，突然见面，彼此都不大了解，但性情开朗而又为人豪爽的张学良并不拘束，一见面，张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你们骂我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红军打我打得那么厉害？’等等。刘鼎答复大要是：‘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严防边陲，有守土之责。日寇犯我，一夜之间，沈阳沦陷，进而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放一枪，全国人民能不骂你？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气，当然不能例外。 “东北军是蒋介石指使下的‘剿共’先遣大军，前在鄂豫皖，后在陕甘边区，一直都很积极，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你们打我们，我们回击了一下，能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线‘剿共’，是他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你看是红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厉害？！东北军应当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东北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骂名，而且还可以摆脱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将来，抗日胜利和中国解放的大功，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列前茅。 “刘鼎同志的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将军心里特别高兴，一定要留住刘鼎同志。中共中央得知刘鼎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相处甚得，就委派刘鼎同志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常驻西安。”①刘鼎在这里住下来以后，能和张学良及其他东北军将领时常见面，使他能以他的学识和丰富经验，系统地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等对党和红军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加强了他们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周恩来同志到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作了准备。他曾参加这次会谈，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党中央对他当时在西安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曾一再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张学良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在由应德田口述的有关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也曾谈到：“刘鼎同志住到金家巷之后，他和张学良将军时常见面，和我及孙铭久的接触也较多，时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将军怀疑刘鼎同志系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刘鼎同志的。” 总之，张学良的上海之行，高福源的奔走，以及刘鼎的到来，使张学良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有了新的转变。而在这之前李克农与张学良的洛川会谈和在这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对于贯彻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和推动张学良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则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１９３６年４月８日，是预定在肤施举行会谈的日子，但这天天不作美，从一大早开始，就风雪交加，飞机无法飞行，所以谈判时间不得不推迟一天。４月９日，风雪小多了，但仍是个严寒的日子，为了能及早赶到肤施，使这次谈判能顺利举行，张学良决定当天一定启程。所以９号这天，他早早起身了，并特意换了一套普通的灰布军便服，这是他为了与红军谈判而特意让裁缝制作的，由此也可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重视。在肤施会谈的前几天，天气一直不好，８号那天，先是大雪，后又下雨，给行路带来许多不便。９号这天，天虽晴了，但雾大。张学良已顾不了这许多，带领王以哲、刘鼎、孙铭九等少数随行人员，亲自驾驶飞机直飞肤施。下了飞机后，张学良觉得，有点疲倦，胳膊、腿都有些发酸，好象不常劳动的人突然干了一天体力活似的。他过去不止一次地驾机冲向蓝天，坐汽车也总喜欢亲自驾驶，都没有这么累过。他这才真正体验到，开飞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特别是在雾大或气候变化无常的情况下。这天下午，他没有再出门，就在会谈地点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小院里休息。中共代表也是顶风冒雪，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骑着马，经两天长途跋涉，于当天傍晚才赶到肤施的。但护送人员和马匹都留在城外了，只有参加谈判的几位同志徒步进入了肤施县城。当时，负责在大门外迎候中共代表的是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他只知道来的是级别较高的代表，但究竟是哪些人，由谁率领，却毫无所知。中共代表是在天擦黑时才来到天主教堂门前的。他们一共五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人较瘦弱，但很有精神；他穿着黑色中山装（这天他和李克农均换上便衣了），眉毛浓而黑，目光炯炯有神。从他那行动矫健、气宇轩昂的神态看，他年纪并不大，可是却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那时，他看到大门外有人迎接，急忙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与孙铭九热情握手，并亲切地说：“辛苦了！” “欢迎，欢迎，请！”孙铭九伸手让客，很有礼貌地把他们引进里面去。那时，他只觉得这位大胡子衣著朴素庄重，仪态沉稳和蔼，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张学良与周恩来也是初次见面。过去彼此虽然都久闻其名，却无缘相会，今天在陕北一偏僻小城，得以握手言欢，坐在一起会谈，真是机会难得，所以二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对于西安事变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最初的会晤，许涤新曾有简要的评述。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之后，救亡运动的火焰，遍及全国。我党向被蒋介石派来 “剿共”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两军将士们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对两军的压迫也日益加强。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发动了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四十一年后，西安和兰州的剧团都编排了壮怀激烈、慷慨动人的《西安事变》话剧。在话剧里，当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说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时，张说： “不，不，我是一个不抵抗将军。”恩来同志说：“我相信，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名义，你会自己洗掉的；我们也会帮助你洗刷。”恩来同志又说：“听说张将军不久前写过一首抒怀的诗。”张说：“周先生你也知道么？”恩来同志边笑边念：“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张说：“只是感慨而已。”恩来同志说：“张将军，我想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奉赠：‘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剧本所写未必完全是事实，但在当时那种慷慨激昂的心情之下，《西安事变》剧本的这一段对话，是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真实性的。② 笔者亦有同感。的确，在当时那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这对话是反映了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心声的，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的。就说在肤施的这次会谈吧，双方也始终是开诚相见，推心置腹，是一次亲切、友好和相互尊重的会晤。在会谈中，他们谈了很多的问题，但谈论得最多的还是民族的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谈了他在国外的见闻，也谈到了他的一些胡涂的认识，他毫不避讳地说：“前些时我到欧洲游历了几个月，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也接受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如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但应该象我们拥护墨索里尼一样，不要互不相下。所以我一度认为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也得如此。所以我回国后，是竭诚拥护蒋介石做中国领袖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的信念动摇了，深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而对墨索里尼的办法还存在幻想，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后经与刘鼎和李克农先生交谈，才知道自己想错了，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思想上却也还有一些矛盾，特将这些想法谈出来，向周先生请教。” “哪里，哪里，咱们共同研讨，共同研讨吧。”周恩来一直静静地认真听张学良谈话。他有个特点，一般是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的。但听他这么讲，也立即作了谦虚的表示。 “不，请周先生指教，学良讲的是真心话。”张学良又补充道。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是真心实意要抗日的，便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张先生到国外看了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关于法西斯主义，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民主’全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 在随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发现，张学良过于注重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不敢当，不敢当，”张学良忙说，“你谈得好，我完全赞同。近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想法，经你今天再一点拨，心里就更亮堂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但现在究竟应当怎样抗日，你们的抗日和蒋先生的攘外，都附带倒蒋或安内，我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匪’。另外，蒋是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军事、财政、金融、外交等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完全撇开他不行。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是有可能抗日的，错就错在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 ‘攘外必先安内’。这当然是必须扭转的。我们要对他进行争取，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如能争取过来，对抗日有利，反之，就会增加抗日的困难，因为他必然会同我们作对，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所以我觉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宜再提反蒋，他不抗日，我们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嗯，这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联蒋的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周恩来回答说。不过，看得出来，他虽然觉得张学良言之有理，但显然还有某种保留。果然，他随后也尖锐指出： “不错，蒋介石是有一定实力地位的，抗日不争取他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问题是他干不干，如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尽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大片国土沦丧，可他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所谓‘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指导下，对日寇妥协退让，对群众残酷镇压，所以向他展开一些斗争是必要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是的，国民党是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张学良深有同感地说：“让蒋介石轻易改变政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也会有变化，现在他不是也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很恼火吗？但他有个很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针对着他，并要把他拉下马的，所以他把‘安内’摆在了首要地位，似乎共产党和红军更是他的心腹之患。” 对张学良的这一分析，周恩来虽觉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认为并不确切。他没有指责张学良，而是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说明蒋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军事上也屡遭失败，并不是他军队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最后，他高瞻远瞩地说： “我说这些，不是要跟他算这个旧帐，而是说，看问题既要根据形势，放眼未来，也要有历史观点。不过，不管蒋介石怎样仇恨共产党，仇恨工农群众，怎样以怨报德，我们今天仍然希望他能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尽快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这其实也是符合统一战线精神的，有团结，有斗争嘛，因为光斗争，弄得彼此关系紧张，当然不好，但光让步也不行，让步太多了，他会觉得我们都怕他，对团结抗日同样是不利的。” 张学良高兴地说：“对！今后我们就在联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吧。至于蒋介石，过去我同他接触较多，关系不能说很好，但还能说得上话。照我看，他顽固是顽固，但只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中来的。” “是吗？你有这个把握？”周恩来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后如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对，对！”张学良兴奋地说，“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③ 随后，他们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会谈结束时，天将破晓，此刻大地虽然仍是静悄悄的，但远处也隐隐传来鸡啼，它告诉人们，又迎来一个新的黎明。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然一夜无眠，却毫无倦意，多年来使他疑虑重重、百思不解的许多问题，现在经过周恩来鞭辟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风拂面、满怀喜悦呢！也象长期压在身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顿觉浑身一阵轻松。事后他还常对他的部下谈起这次会谈，谈起周恩来，总是赞不绝口：“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４月１０日清晨，张学良和王以哲出来送客，当他们把几位穿着朴素的深色便装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门时，张学良举目东望，只见霞光满天，一轮灿烂夺目的红日冉冉升起了。这次会谈，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也由于周恩来和张学良都能以大局为重，相互信赖，使会谈取得很大的成功，而这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以后的西安事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