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学良对反蒋抗日方针的不同看法，认为他的意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张学良这样愿意走联合抗日道路的人对“反蒋”都难以接受，显然，如仍坚持反蒋，对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在５月５日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中，就没有再提反蒋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还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① 红军为了抗日，于１９３６年春东渡黄河，不料，受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阻拦。为了顾全大局，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决定回师河西，停止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宣布，出师抗日的红军之所以回师黄河西岸，不是对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和进攻畏惧了，而主要是“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故决定“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并慎重地劝告南京政府：“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深得人心的举动和决策，张学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拥护的，他对联共抗日和争取蒋介石等国民党最高决策人物共赴国难更加积极了。据刘鼎回忆，在那个时期，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领袖架子，让张学良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共产党的亏，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易受骗。张学良一向好胜，不肯随声附和，坚持劝蒋抗日，说：“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两人总是谈不拢，时常冲突。至于说，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陕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杨虎城，他的进步倾向更是众所周知的。出身贫寒，饱经忧患的杨虎城，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反清的革命队伍，以后又加入护国军和靖国军，投身讨袁斗争，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北伐战争。作为一个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军人，他有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从他早年所作的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里，不难看出他是痛感社会黑暗、国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祸乱、万姓鼓舞”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增加了一层忧虑，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也特别愤慨，所以在１９３３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②所以中共对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并且也是开始得比较早的。１９３５年冬，当杨虎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在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就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他，向他介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党中央还派汪锋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到西安来找杨虎城。汪锋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西北军的情况，指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与蒋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顾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杨虎城争取到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这一边来的。这也就是说，在那时，团结争取杨虎城有利条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汪锋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说，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准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③ 当时，汪锋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的。二人见面之后，汪即说明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并递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给杨的亲启信，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再经深谈，终于消除了杨对红军的误会，下定了联合抗日的决心，所以那时杨虎城虽为国民党西北地区一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实际是一位抗日爱国将领。据说，有一次，杨虎城从南京开会回来，驻守汉中镇巴的二十一团来电话报告，说在一次战斗中，有三十多人后退逃跑，使本来稳操胜券的战斗一败涂地。逃兵现已全部抓起来了，但事关重大，团里不敢擅自处理。杨虎城闻讯连夜赶到镇巴，第二天大清早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准备处理这批临阵脱逃者。后来一查，原来他们是根据团部命令，要去通江上抢劫一大批物资作为军饷用。而这些物资是通江、南江等地老百姓支援上海十九路军抗日的募捐物资，认为不能抢，并向团长汇报了。团长不听，仍下令攻抢，他们无奈，朝天放了一阵空枪之后，便集体开了小差。他们一边跑，还一边“高喊：‘我们中埋伏啦，快逃哇！’带着尖刀排似脚底板擦了油地往回跑。打头阵的一跑，整个抢物资的大部队就溃不成军了。‘军长，’关黑子（带头逃跑的一个副营长，他原本是杨虎城的一个老部下）说完， ‘扑通’又跪在地下哽咽着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不信，我口袋里有东西能证明。’杨虎城从关黑子衣荷包里摸出张皱巴巴被汗浸湿了的粗毛纸，摊开一看，是四川通江、南江红军游击队的简报。正面印着：同仇敌忾，抗日救国，双江爱国赤子勒紧裤带踊跃捐款捐物支援上海十九路军。简报的后面是双江红军游击队给上海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和全体官兵的慰问信。杨虎城看完简报，一把抱住关黑子：‘黑子，你不是逃兵，是功臣！’这样一来，公审会改成了嘉奖会，三十多名逃兵每人发了五块大洋，关黑子升为团长。杨虎城最后向全团官兵宣布：‘弟兄们，今后，遇上这样的丢良心仗，大家都可以逃跑，我杨虎城照样发奖！’”④从杨虎城为“逃兵”发奖这个小故事中，人们不难看到，在那时，他虽然受国民党政府领导，实际上他是执行着一种比较进步和温和的政策，因而那时陕西的救亡运动较为活跃，如对于提倡民主、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等，在别的地方，常常是被禁止的，而在陕西，就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不论是青年学生或民主人士，都敢于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所谓共产党宣传赤化、不要父母、不讲道德、共产共妻之类的谣言，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人相信的。致使陕西的国民党特务大为恼火，叫苦不迭，哀叹陕西左倾分子多，存在所谓“精神向北（即陕北）”和“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做的是共产党的事”的现象。蒋介石对此也很恼火。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防止“赤化”，他调来大批宪兵，同时也增强了特务的力量，仅在西安地区就设立了一百多个特务机构。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刚、曾扩情、宋志先、江雄风等，也象走马灯似的，频繁往来于南京西安之间，他们不仅进行政治游说，有的还直接在西安的党、政、军、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如安插在西北“剿总”司令部的晏道刚和曾扩情这些特务头目就是用来监视张、杨的；也有的则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机构为据点，专门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甚至连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都处于特务的暗中窥测之中！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人们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不断发扬光大，如当时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秘密流传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活路》（这名称的含意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这个刊物是由从上海来西安作统战工作的著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等编印的。未过多久风波起，它暴露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的秘密，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若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保护，高崇民就会被捕，会被送往南京，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原来，那时高崇民等编印这个刊物，是曾得到张学良默许的，不过表面上他不能支持，还得公开查禁，以遮特务耳目。所以，那时这个刊物实际是处于地下状态。印刷、发行，都担着很大的风险，白竟凡在论及此事时，着重指出：　　原来准备油印，既经张默许了，就准备铅印。但是，在西安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因为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印宣传抗日的东西，就违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活路》不能拿到外面去印。适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去高崇民家。孙达生（另一《活路》编者）即和王商量印刷《活路》的事。王说：“绥靖公署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印军内的材料，比较安全、保密。”他说可以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王回去后向杨报告了，杨慨然应允，让王菊人告诉军需处长王惟之负责监印，注意保密。王惟之积极主张团结抗日，也是杨将军的心腹。他接此任务后，就和印刷厂的负责人高子桢商量，选一些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印《活路》，到天明即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都严格保密，并由王惟之和高子桢轮流监印，按照实印册数发给纸张，不许多印。经过几夜突击把《活路》印完。即由王惟之运到他家，以后又由绥署交际处长申伯纯同志用小汽车运到双仁府高崇民家。…… 《活路》发行一个多月以后，忽于五月十二日杨虎城的幕宾郭增凯为《活路》事，被国民党秘密逮捕解往南京。这件事使张、杨和东、西北军两方面人士都为之震惊。后来查清是印刷《活路》时的保密措施引起了两名工人的怀疑（他们是蒋特的底线），他们在印时带去一份光纸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在军需处后面城墙上偷阅。他们看到内容全系宣传抗日的违禁印刷品，即秘密送给了西北“剿匪”总部调查科长江雄风。江看见如此重要的“反动文件”如获至宝，奖给这两个人每人六十元大洋，即向“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报告。晏立即召集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军统特务头子们研究这个小册子是谁写的？他们认为小册子既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当然是十七路军的人编的。但是，从内容上看，又都是东北人的口气，宣传对象主要指的是东北军。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到郭增凯头上，认为郭平日经常夸他与杨虎城的关系如何密切，也能写文章。他们对十七路军内部情况茫然无知，又报功心切，就误认为《活路》一定是郭增凯搞的，即向蒋介石写了报告。蒋介石五月十日复电：“着即将郭增凯逮捕送南京”，晏道刚即于十二日亲自打电话请郭到总部，以有要事相商为名，把郭骗到总部逮捕，怕被十七路军发觉，连夜把郭送到临潼上车解往南京。郭增凯到南京后，特务们立即进行审讯，追问他为什么要编印《活路》小册子？又追问杨虎城和张学良怎样密谋联共抗日的？这两个问题郭增凯全无所知，虽然特务们进行各种威胁利诱、刑讯，也问不出结果来。他们又转告晏道刚，晏拿着《活路》去找杨虎城，指出《活路》是十七路军印刷厂承印的，让杨查办。杨从容地说：军需处不会印这种东西，请晏在市面上彻查。后来杨部查清是廉栋臣等二工人告密，杨将军觉得对不起东北朋友即将廉等秘密逮捕，关押在十七路军军法处，事变结束时将两人释放。晏道刚又去找张将军，张学良一见《活路》小册子，也很生气，说：这样的东西应当查禁，并应追查是何人所为？他命令部队查禁收缴。孙达生等又将收缴回来的《活路》，利用各种形式发给部队。后来经过特务们的明查暗访，发现是高崇民所编，才知道误捕了郭增凯。但是，特务们的哲学是“有错捕，无错放”，仍然把郭关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变，为作张、杨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释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南京则对高崇民发出通缉令。此时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军部，刘多荃亦在洛川，张学良密令王、刘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台湾公布张学良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共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热、憋闷，没有一丝儿风，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张学良从外面回到公馆，因为他刚刚听过一个特务在西安横行的情况报告，心中不悦，所以这天回来脸色阴沉，寡言少语，连晚饭也没有吃好。当赵四小姐得知他烦恼的原因后，劝道：“汉卿，算啦，现在委员长要搞独裁，学的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他们不光是在西安这么干，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干的，你不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这么想过，”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料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理他们，他们却偏要找我的麻烦，对我和东北军进行监视，还向南京告我的状，你想，这我能置之不理吗？” “是的，这是使人不愉快的。”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上海那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为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我怕他们，认为我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用赞许的日光望着她：“谈得对！霞，请你继续分析。” “其实，我的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赵四小姐看到张学良重视她的意见，便也就一发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汉卿，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对于你的进退也都是淡然处之，我常想，国事纷繁，尔虞我诈，宦海浮沉，风波迭起，要干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坛，到僻静处过点清闲的日子为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未免太消沉了，当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正是热血男儿报效国家之时，怎可消极避世？但也要看到，现在人心不齐，形势复杂，你这个当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对，今后我再也不能盲从了。霞，你谈得好，说下去。”赵四小姐的谈话，使他感到亲切，所以希望多听听她这些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怎么在家中也议论起西安的形势来？难道…… 是的，由于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而地处内战前线的陕、甘边区却风平浪静，是一派西线无战事的和平景象，这就使急于剿共的南京当局大为不满了。他们利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打探，似乎获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报，终于发生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逮捕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在解放后曾先后出任旅大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和马绍周、关沛苍的事件。宋黎是应张学良邀请，来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特务们之所以抓他，对他的身份很怀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觉得宋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想从宋黎等人的口供中，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情况。特务们抓了宋黎等人还不算，还准备将他们押送南京审讯呢！幸而，由于宋黎的机智，更主要的是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坚定、果敢，由于他们及其部属与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蒋介石的阴谋才未能得逞。这就是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因按韵目排列，这天是 “艳日”，故人们常把此事称为“艳晚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因岁月悠悠，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也有误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前不久，“艳晚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宋黎写了《艳晚事件》一文，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谈得比较具体、详尽，兹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速到“总部” 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马绍周刚走，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几个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只简略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个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顺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 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特务空手回来造谣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送走。” 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发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 “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巡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速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但张学良是细心的，这次坏事是谁干的，虽然他已心中有数，但他认为在进行军事行动之前，也还是得做做邵力子（陕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不同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态度严厉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气。那晚，是深夜把邵请到张公馆来的：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 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邵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九。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先折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急电，大意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 “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 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又听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对于这个电报，有人持否定态度，说事实是蒋接晏报告后，说晏胡说，并将批语转给张看，是为了把张稳住。此事有待进一步查考——笔者）…… ⑥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个月的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蒋介石的暂忍不发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他心想，你说省党部不尊重你，可你这么干，又把我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没有领袖，也没有中央。你身为中央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还要再看看，一旦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情面…… 不过，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问，他不是认为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是国民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实，邵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１９３７年，他已调离陕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请中宣部审查。邵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力子让秘书公开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就决不会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矛盾越发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