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就在西安事变爆发、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一个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有人认为应称红军代表团），正在前来西安的途中。原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就收到了张学良的来电，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并提出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北进的要求。随后张、杨二将军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速派人来西安，共商国事。那时，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当中也很快传开了，人们无不欣喜若狂，认为冤有头，债有主，这回非公审蒋介石不可。主张杀蒋以谢国人者，也为数不少。张国焘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他还在陕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参加了，他是极力反对放蒋的。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认为西安事变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不满南京政府对日寇的妥协退让，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并认为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是不同蒋介石谈判，或他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予以处理，这将会引起大规模的内战，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显然，应当取前者，不能走后面这条路。所以党中央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代表团立即奔赴西安。那时的西安，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南京讨逆军纷纷西进，步步进逼，西安以东两军对垒，剑拔驽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市内，因有南京“讨逆”军的飞机不时进行威胁性的飞行，仍有些人心惶惶。当时，于右任电张、杨，要求来西安宣慰。端纳已到西安，宋子文也准备前来谈判。这时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的态度虽有好转，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张、杨讨论抗日问题了，可是还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他不说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只同意停战三天，让他速返南京。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中说：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① 张学良也给何应钦发了电报，但那是针锋相对，毫不相让的，他在电报中说：　　……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启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头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②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从南京方面看，主战派仍然声嘶力竭，定以武力讨伐张、杨，在蒋回京之前，他们不接受蒋的任何命令。后来只是由于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宿京，面交了蒋的信函，又听了他的口头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的。可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谈判以救蒋却仍坚决反对。因为据说堂堂政府官员，是不能与“叛变者”谈判的，经过争辩，才勉强同意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龄去不去西安，则还得看一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形势发展变幻莫测的时刻来到西安的。他们不负众望，一下飞机，就立即与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进行商谈。“初开始，张学良首先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商谈问题，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放蒋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扶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 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③周恩来经过与张、杨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红军决定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方更加团结，西北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了。总之，经过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和蒋介石的反省，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场震惊中外的突然爆发的历史事变，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它始终不会忘记，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历史的惊叹与深思。人们对于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功绩，是交口称赞的，但对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功绩则不大提起，或者有意无意地抹煞他们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功绩。如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是由于红军代表团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他们才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这是史学界长时间以来的一种说法。台湾的学者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获释，是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学良被蒋介石感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不靠天，不靠地，是蒋介石自己救了自己。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④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根据张学良１２月１３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 “在事变的布置中，张学良作了严格交待，命令其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当刘多荃打电话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着急。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由此可见，张学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确保蒋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内战的爆发，以达到和平解决事变。 “在事变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敞开和谈的大门，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通电外，张学良又另电南京中央要人及亲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对事变予以调解之助，孔祥熙对张电作了这样的理解：‘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可见这些电报使南京亲英、美派要人，对事变目的和处理事变的愿望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和平解决事变增加了有利因素。为了稳定国内秩序，避免混乱，张学良还专电宋子文，指出‘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尽管蒋介石已身处张、杨囹圄之中，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礼节，不厌其烦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由于张学良的至诚行为，无害他之意，求和平解决之心，对他最终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蒋在十七日致何应钦停战手谕中写道：‘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蒋的停战令暂时制止了南京的军事进攻。张、杨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张、杨既听取其他政治势力的建议，同时又保持其独立自主的决定权，即使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也并非一切就言听计从。这表现在事变后，孔祥熙企图通过阎锡山把蒋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１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张学良对迁蒋至太原的意见表示反对，认为自己能捉蒋，也就能放蒋，不能让阎锡山从中渔利。在何时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同周恩来和杨虎城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两宋要求：蒋下令停战撤兵后，即日回南京。对此要求，张学良表示同意，而周恩来和杨虎城表示允许再考虑……这种意见不和，也可能是张学良决定立即放蒋，只告诉杨虎城而不告诉周恩来的原因之一。这些行为都与张学良素来那种决断，愿意接受他人建议，但又决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关。……”⑤ 笔者对西安事变缺乏深入研究，对上述论述不想妄加评论，不过，对这些观点还是赞同的，并认为谈得还是比较实际、中肯而又新颖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也在不断地前进，我们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也要发展，要创新，因此就应当“通过历史的反思，通过社会迷宫进入到历史表象的背后，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从全方位来对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实质性的探索。当然，话又说了回来，这样说是不是又忽视了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力作用呢？当然不是。事变发动后，首先向中共电告事变消息，并邀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的是张、杨二将军，而红军代表团的到达则是对张、杨两将军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因为“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干部中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并不一致。不少感情冲动之少壮军人，恨不得立即处死蒋介石而后快。这种力量和思潮，对于张学良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是一极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展了对内部统一思想的工作。由于中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以此来做这些少壮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当张学良将军扣留在南京后，西安方面群情激愤，主张以武力对付南京的主战空气顿时高涨。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坏，使和平最终实现，中共在通电南京，要求停止进军的同时，调红军协助东北、西北军准备防御，并且劝两军将领要冷静对待……应德田、孙铭九制造了杀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后（笔者按： “二、二事件”系指张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为营救张出险，不惜与南京一战。一些老派将领主张通过谈判救张，认为只要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紧密团结，张是可以回陕的，反对武力救张。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是“投降”，是“出卖副司令”，于二月二日上午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领部队杀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杀何柱国。当时，何避入杨虎城公馆，少壮派带兵追捕，杨加以制止，何始得脱险。但王以哲副官宋学礼、总部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等则亦于当天被杀害。），缪澂流、刘多荃决定回兵包围西安，消灭主战派，因此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来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调解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把制造二·二事件的主战派主要人物，转移到红军中去，这样就使一场即将爆发的自相残杀内战得以消弥，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得以巩固。”⑤ 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卓越贡献，向为世人所称道，读了上面有关评述，我们对此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三位一体”特别是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过：“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当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宋子文、宋美龄等人的斡旋，特别是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的努力，也是应予肯定的。宋美龄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树了柱壁，她自己上了梁，盖了顶。若单从国民党一方面来说，也无不可；但若是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方来说，那当然就言不符实了。照她这样说，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应该怎么看？共产党的有力的调停又放在什么位置上？将这些完全抹煞，显然是不适当的。至于端纳的出使西安，并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一些积极作用，这与他和张、蒋均有私交、是双方都易于接受的人固然有关，同时与他本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进步倾向也有关系。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生于１８７５年。“一九○五年他由香港到广州采访两广总督岑春煊时，被岑聘为名誉顾问。从此端纳在中国大陆得有门径，奠定了日后工作的基础。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端纳曾参与起草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并被任命为‘外交秘书和顾问’。…… “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威胁如‘秘密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端纳从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人莫理逊处得到原文译本，他立即将其发表，引起各国注意。可以说端纳是当时第一个揭露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报人。…… “一九二八年，张作霖退往关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端纳经罗文干介绍由北京赴沈阳谒见张学良。经数次晤谈后，他感到张学良‘坦白直爽，胸怀大志，是位了不起的人才’，愿为张效劳，成了张的顾问，两人关系的发展，竟密切到‘没有一个词可以来形容’ 的地步。一九二八年冬，端纳还积极支持张学良易帜，维护全国统一。……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发起了以封建的四维八德禁锢人们的言行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报告，张学良开始不想轻易地割爱，只答应端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六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成为蒋氏夫妇的私人顾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南京陷入一片 ‘骚乱’，宋美龄决定派端纳立即前往西安，了解真相，传递信息，沟通关系，并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端纳对西安之行，也认为‘义不容辞’，且具有‘信心’。十二月十四日下午，端纳到达西安，弄明了真相，沟通了关系，劝说蒋、张，使两人之间的僵持和对立得到缓和。宋美龄把端纳的西安之行，比喻为事变后发现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⑦ 是的，端纳是西安事变后南京宋美龄为救蒋最早派出的使者。这个任务要说难也难，要说不难也不难。为什么？这是明摆着的。之所以说难，是因为那时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交通受阻，音讯中断，在完全不明真相事先也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单身一人去西安，当然是要冒点风险的；之所以又说也不难，那主要是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南京，是张、杨两将军和红军代表团的既定决策，所以只要蒋氏有诚意，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端纳精明，１２月１４日下午４时许，当他乘一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时，他没有冒然降落，而是先绕城盘旋，作欲降落姿态，以避怀疑。是的，最初人们是有点担心的，主要是怕它丢炸弹。但看它飞得比较慢，又总是在机场上空兜圈子，象是想降落又不敢降落，也许是有什么要事要办吧，所以没有向它开枪开炮，而是严密地监视着，要看它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后来，它终于抛下来一个掷信筒，说明他是受宋美龄委托来见少帅的，如少帅愿意见他，请在飞机场烧一堆烟火。张学良同意见他，命令点烟火。使他终于走进古城西安。那时，他带有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信中是请求放蒋。另一封是给蒋介石的，据申伯纯谈，信的大意是：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能好好地倾听你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暗指何应钦的阴谋）。”⑧宋美龄讲的是心里话，倒还是道出一点真情。不过，所说南京是“戏中有戏”问题，近几年已有人提出异议；有的甚至还谈到，在原信的影印件中没有这句话。真相究竟如何，尚待继续查考。 “张和端纳晤谈时，首先告以蒋的安全情形，接着说明他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张、杨）还要拥护他作领袖。端纳表示同意张的主张，并愿竭力去说服蒋。他又将请蒋搬家被蒋误会的情形告诉端纳，请端纳在见蒋时帮助解释，劝蒋搬家。端纳也答应了。 “当晚，张陪端纳一起去见蒋介石……端纳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美）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大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将变为这样小小的人（也俯着身子用手在地下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蒋介石在这几天当中本已逐渐了解张杨对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既听了端纳这一段话，又看到了宋美龄的信，他的态度转变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啊！啊！’连声，似乎很有所感动的样子。 “端纳见蒋的态度已有转变，就趁势提出，请他搬到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地方去住。蒋至此才了解请他搬家是出于好意，便欣然答应了。张便马上和端纳一起陪着蒋由新城大楼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⑨ 由上面的这些记载看，端纳的西安之行，以及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后来蒋介石违背诺言，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端纳劝阻，也不起作用，使他对蒋的信任发生动摇，这也都是事实。但有的说，他因此就与蒋氏闹翻，并愤然离开了中国，则不够确切。不错，端纳最终是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政治生涯的，只是这不是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发生的，而是在几年以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端纳营救蒋介石有功，南京国民政府颁授他大绶采玉勋章一座，此后，端纳仍追随蒋介石夫妇，在官邸办事。端纳于一九四零年离开中国。他为什么会离开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中国呢？主要原因是：第一，他是西安事变中营救蒋介石的和事佬，他感到有责任要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便经常向蒋介石嘀咕此事，为此，蒋“非常讨厌”他，日益和他疏远。第二，端纳对宋美龄的“近亲”大发国难财的劣迹很不满，他“呼吁蒋夫人加以抑制”，宋美龄却对他大发雷霆：“端纳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连你也不能批评的。” 端纳听了火冒三丈，于是不辞而别，搭乘飞机去香港，“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一段彪炳的生涯”。端纳离开中国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陷落时，他适在菲律宾，被日军囚禁，直到一九四五年初，麦克阿瑟收复菲律宾，他才获得释放。因久系囹圄，身患疾病，在体养时又发现已患肺癌，他致电宋美龄请求帮助。蒋夫人为他安排了一架水上飞机，送他到美国檀香山海军医院治疗。后来病势转危，端纳被送到上海虹桥医院，于一九四六年病故，终年七十一岁。⑩ 这是后话。下面我们仍接着前面谈到的端纳在西安的情况继续介绍。端纳原计划１５日下午飞洛阳，然后再于次日晨飞南京，后因天气不好，飞机受阻，改以电话向宋美龄报告见蒋经过。宋美龄甚慰，救蒋出险之心更切，经与孔祥熙等人商定，再由宋子文去西安。宋子文到西安后，张学良、周恩来都曾会见了他。他也与张学良一齐去见蒋。“蒋介石没想到宋子文来，情绪激动。看到宋美龄信上有：‘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介石哭了。蒋说只有加紧军事进攻才能脱险，并把进军方略单独告诉了宋子文。”⑾ 二次飞往西安准备参加谈判的宋子文、宋美龄（她是第一次来西安）、端纳、蒋鼎文等是１２月２２日同机来陕的。据说，此番来陕，“宋美龄带来了许多吃的用的东西，还替蒋介石带来一付假牙。宋美龄先向张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回答说： ‘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⑿宋氏兄妹到达西安的当天，就在双方的私下会晤中，交换了有关如何谈判的看法。当时，张、杨、周提出，一切从大局出发，以八项主张为基础进行谈判。蒋介石虽然也赞成和谈，但却说他不能直接参加谈判，而由宋氏兄妹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另外，谈判达成的协议，他不签字，但他将以“领袖人格”来担保实现。他想用这种既可达到谈判目的，又不一定完全遵守达成的协议，还可保持“名节”，不会被谁抓住把柄的策略来应付一番，可谓用心良苦。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氏１２月２６日声明（即所谓《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指出此训词含糊曲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其实，蒋氏在三方会谈之初的这些表现，不也曲曲折折，很不干脆吗？但张、杨、周以团结抗日和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拘细节，仍决定与宋氏兄妹谈判。三方面（张、杨为一方，周为一方，宋氏兄妹为一方）的正式谈判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今称建国路）张公馆西楼（当年张将军就住在这座楼的三楼上）二楼进门左边的会客室里举行的。这个会客、有时也用作开会的客厅，并不很大，估计也只有平常的两个房间那么大，但却窗明几净，朴素淡雅。屋内正面墙壁上有一个滴达作响的挂钟，下面两个屋角处，各置一个高高的棕色花架，上面摆着盆花。屋内三方靠墙处整齐地放着蒙有米色沙发罩的单人和双人沙发，前面有精致的茶几。张学良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十二月十一日张学良向部分高级将领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当然，能够取得一些初步的谅解，并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也并不是容易的，张、杨、周，特别是周恩来曾做了不少工作，这一方面是他（当然，也包括博古、叶剑英等）要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和士兵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主张杀蒋，或要求将蒋交人民公审，认为同他没有什么好谈的。“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政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到那些全副武装的军官中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这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被群众打倒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被俘的拿破仑。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从各方面考虑，特别是从团结抗日出发，对蒋介石的处理极需慎重……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略行动，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就使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由于全国人民怒潮的高涨，特别是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使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还说：‘自“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不听国人呼吁，一心打内战，在国难严重的今天，还要来西安布置内战。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但是，杀了他，内战会停止下来吗？抗日的目的能达到吗？现在亲日派正唯恐我们不杀蒋，我们不能做有利于敌人的事情啊！……’周恩来同志循循善诱，使他们如同拨开重重迷雾见到青天。有个军官激动地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不讲多的，光十年内战，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可真是血海深仇啊！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他向周恩来同志行了个军礼，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尊敬。”（引文出处同前）……另方面，周恩来也积极地做上层人士、甚至宋氏兄妹的工作。如宋子文初来西安时，没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因而顾虑重重，认为他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更不敢与他见面，怕何应钦抓他的把柄，但经周恩来通过郭增凯（原在西安，是因《活路》事件被误捕押往南京又获释并随同宋子文前来西安的）向宋转达意见，阐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使宋大感意外，心悦诚服，后来回到南京，“到处宣扬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美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刘鼎：《谈西安事变》终于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宋美龄、宋子文等来西安谈判。就是在谈判期间，周恩来也始终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忘继续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如他与宋美龄也曾作了两次长谈：“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然后，周从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困难和曲折谈起，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一九三五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予理会，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望他们兄妹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均有好处。宋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指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周又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对唯武器论和抗日长期准备论作了分析和评论。宋要求周劝杨虎城早日释蒋。周应允。第二次谈话时，宋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二十三日上午，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 “二十四日上午继续谈判，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会议。（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示同意，杨、周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二十四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蒋勉力坐起与周寒暄。蒋说，周曾经是他的部下，应该听他的话。周表示，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蒋考虑一下，表示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⒀ 西安事变，作为半个世纪前的一个历史事件，它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已是遥远的往事，这一切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甚至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如果仔细地重温这段历史，认真观察和了解在这一事件中各方人士的动向，仍可增长不少见闻，而对一些问题的反思，不是更可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