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张学良作为蜚声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和卓越的爱国者，作为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长期幽禁至今尚在人世的国民党著名人士，作为一位造诣很深的明史专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作为文学功底深厚、精于诗词的学者，作为写得一笔好字的书法家，作为一个时刻跳动着拳拳爱国心的诗人，人们却知之甚少。大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①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在听取了流亡学生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的揭露和控诉之后的感事诗，他满怀重振军威、杀敌报国之志，呼吁人们要自强不息，闻鸡起舞，前仆后继，收复国土。“雄鸡一唱天下白”，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了。张学良自己的处境虽然并没有什么好转，但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和中国的未来仍然是满怀憧憬，寄于很大希望的，所以他曾挥毫作诗，并以《狱中近作》为题，发表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其中共二首，即：一、发　芽盼发芽早，愿根叶长得茂；深耕种勤锄草，一早起直到太阳晒的似火烧，呀，芽，毕竟发了！二、抢　粪到处打主意抢粪偷尿活象强盗。在人前夸口为的那样菜是我的顶好呱呱叫！② 张学良的诗，多为旧体诗词，象这种短小精悍的新诗，尚不多见。不过，从这两首诗来看，他对于写新诗，也是功底不浅的。而这，显然又与他年青时接受西方教育、爱好文艺、并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这类诗作有关。就这两首诗来看，乍读之，似也平平，实际细思之，它记事托意，寓意深长。就说《发芽》这诗吧，它就含意新颖，表示新生，意在赞颂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不是这样吗？“正是为了这‘芽’，诗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也正是为了这 ‘芽’，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付出了血的代价。‘盼发牙早’，只有耕耘者才会有这种急切的心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里程碑的西安事变，其发动者的初衷不就是在盼望‘发芽’吗？征战沙场的抗战勇士流血牺牲何尝不是期望着这‘芽’早日破土呢？‘呀！芽毕竟发了！’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个伟大的时刻。一个‘呀’字把张学良将军的内心惊喜之情和盘托出。……《抢粪》则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这（它——笔者）幽默，然而深刻；朴素，然而有力。这首诗通过对一个‘活的强盗’的抢粪者的描绘，含蓄地批判了一些人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丑恶行径，表达作者的愤懑之情。诗中对抢粪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了。”③当此二首诗在重庆和延安的报纸上发表时，同时还刊登了著名戏剧家田汉读此诗后的引言及和吟，其主要内容是：读张学良近作　　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来张将军近作两首，真纯可喜。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归入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监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余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光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今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杀人盈野，将军羁系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如何也！某公近从息烽过，带来将军消息多：挑灯辛勤读史记，下笔辄复成新歌。使军学圃岂得已，子牙垂纶悲蹉跎。独疑胜利复员日，长系壮士将如何？④ 是的，这幕旷古未闻的人间悲剧早该结束了。同时我们由此也欣慰地看到将军的坚强，他虽然身在禁中，仍心忧天下。同样，党和人民也一直关怀和思念将军，早在张学良南京被扣之初，中国共产党和十七路军、东北军为营救将军就曾作了很大的努力，都因所谓案情重大，蒋介石还不能原谅张汉卿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自由问题，也都因为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功。当然，在张学良初被囚禁的时候，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上确曾一度风传张学良要获释，他本人也很希望能为抗战做点事，他曾对在他住处站岗的士兵说： “你到过东北吗？那是个好地方！”还说：“日本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 有一次张治中到凤凰山去看他，他痛心地说：“国家正是遭难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希望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不论做什么都行。”那时，他虽然经常搬迁，生活很不安定，可是不论到哪里，房间里总是挂着地图，一有空就走过去看，有时手里还拿着铅笔，在大地图上作着标记。听到中国军队打胜仗的消息，他就非常高兴；听到日寇又占领了我国哪座城市，又在屠杀中国的老百姓时，他就痛苦。总是感慨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为了争取能重上战场，杀敌报国，他还曾多次给蒋介石写信，均遭拒绝…… 这些，一般人当然都是不知道的。所以那时关于要放他出来的传闻流传颇广。实际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心胸欠宽的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对他的冒犯仍耿耿于怀，所谓释放云云，只不过是他鉴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装装样子，做出点和解的姿态而已。果然，这事仅仅在一个短时期内传播了一下，不久也就烟消云散，再无下文了。张学良原来还寻思，短时期内因为委员长的气还未消，是不会放他的，可能还要执行那个十年徒刑的原判吧。实际他还是想错了，因为一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仍丝毫没有放他之意，只在１９４５年的春天，派莫德惠去贵州看过他一次。莫临行之前，蒋介石拿出一块闪闪发光的怀表，让他转交张学良，说是他送的。蒋介石实际是想以此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和口气，要考查一下他是否回心转意了。张学良接过怀表，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风趣地说：“时间不早了，这只表很好，它是不容易停的啊！”莫德惠对张学良的话心领神会，也幽默地说：“自有归期君莫问。”⑤ 然而，这个“归期”在那时是极为渺茫的，因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了，他不仅无意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还在１９４６年对张学良实施了更遥远、更长期的流放。那是１９４６年的冬天，寒风萧索，树叶枯黄，原野、山川原有的那种春意盎然的景象不见了，代之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派破败、昏黄和荒凉的图景。就在这个寒冬降临不久的一天，国民党南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给重庆军统局一个所谓“结束办事处”的主任张严佛拍了个急电，内云：“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要把张学良发配到台湾去哩。这件事他们作了严格的保密，对张学良也是采取欺骗的手段，将他和赵四小姐骗上飞机的。张严佛回忆往事，不无负疚地说：“张学良由桐梓来重庆解台湾的消息，对外封锁。因此，刘乙光押解张学良由贵州来重庆时，在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汽车不经过重庆市，以免被人发觉，张扬出去。一面对张学良诡称：蒋介石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不把解往台湾的实在情形告诉他。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隐蔽幽静，附近没有居民。关于张学良到重庆后的生活，我指派侯桢祥专门照料。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同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张学良在重庆住了一个星期，专机已经交涉好了，决定起飞前夕，我到松林坡面告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相当高兴。刘乙光向我说：“跟在张学良身边的×副官是他的心腹，又和宪兵厮混熟了，妨害看管，不能再让他到台湾去，明天动身之前，请你把这个人留下。”我同意了，立即指示侯桢祥、庞进科照办，并令把他押在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我为了欺骗张学良，防止意外，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和我的爱人李兴黄赶到白市驿飞机场照料，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伪称来送行的。”⑥ 张学良走出机舱，只见远处棕榈婆娑，日式房屋甚多，不象南京，完全是一派南国风光，始知上当，但作为囚徒，又有什么办法！在台湾，张学良被监禁在高雄，不久迁往新竹的井上温泉，后又搬到草山北投复兴岗附近一所爬满绿藤的平房里，直到今天。从表面看，这里似乎并不是象想象中的那样戒备森严，对晚年的张学良的看守比起当年在大陆是放松了一些，但警戒并未解除。在他周围“照顾”他的人，从秘书到厨师，甚至看门人和清扫工人，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如今，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常见了，但还有便衣特务在这座院落的四周进行监视，只不过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兴师动众，耀武扬威，而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来做这些“工作”，实际上张学良的磨难和不自由程度与当年在大陆时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张严佛说：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由上海坐飞机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被监禁的地方。那里是高山族聚居之地，树木参天，峰峦起伏，风景优美，温泉硫磺质的，最适于疗养，井上温泉就以此得名。张学良连同刘乙光和一百多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原先招待游人旅客疗养的住所，有网球场和温泉浴室，在那里两山之间还有一座铁索桥，面对高山，下横流水，足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我到后第二天，刘乙光就赴台北市休假去了。关于张学良的看守警卫日常工作，我叫刘乙光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多负实际责任，以便我腾出工夫来和张学良攀谈进行考察。刘乙光暂时离开了，换上一个伪善者，张学良思想上稍为松了口气，比较高兴一些。刘乙光走的那晚，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来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 “……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的几间房，光线、太阳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书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心，岂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他觉得刘乙光做的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⑦ 读至此，人们也许会问，陈仪是谁？他对张学良的关心不虚伪，颇诚恳，并非奉命行事，这是为什么？他的情况怎样？似乎也需交代一下。陈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著名的高级将领，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鉴于浙江是蒋介石家乡，且是ＣＣ派老巢，风险太大而决定辞职不干。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请在军界德高望重的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⑧陈仪是军人出身，执行上级命令不打折扣，所以很快便走马上任了。不料，在此期间却使他得罪了国民党最高当局，惹下杀身之祸，这是非常遗憾的。原来：　　当时，国内局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政府朝不保夕。陈仪默察天下大势，决心以人民利益为重，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策划迎接我渡江大军。陈仪还亲笔修书致当时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策动他起义。汤恩伯早年读书时，多次受陈仪的帮助，陈仪不仅资助１００元光洋送汤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汤回国后，还不断受到陈的保荐，后成为８９师师长。陈仪对汤有知遇之恩。谁知汤竟恩将仇报，出卖了如此信赖他的陈仪。次年２月，行政院改组了浙江省政府，陈仪被免职，后被软禁于衢州，又于４月２９日被秘密绑架到台湾，囚禁于基隆。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８日晨，执刑官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将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的手中。陈仪镇定自若地说：“好吧！” 便嘱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备水沐浴、更衣。陈仪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陈仪一摔两臂而拒绝，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后，陈仪大义凛然，稳步下车，扭项对执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口称：“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时，年６７岁。⑨ 下面，我们仍书归前题，继续引录张严佛的回忆资料：　　张学良说：“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为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还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价，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⑩ 张学良在台湾，多年来很少有人去看他，他也很少外出访友。但也有两次例外，这便是１９４７年张治中对他的拜访和１９６３年他与沈鸿烈的会见。他和张治中是在东北“易帜”后才认识的，但二人颇为要好，据张治中谈，那主要是因为“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⑾以致在张学良的十年幽禁中，他曾先后二次看望张将军，这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张学良对张治中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和友谊深受感动，曾赋诗相赠，诗云：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⑿ 这首诗很短，文辞也并不华丽，但却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叹惋。“结尾一句采用双关手法，既表明了诗人对张治中先生的歉意，又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张将军自认平生行为磊落，如同‘清茗’可鉴日月，蒋把自己囚禁多年是毫无道理的。”⒀ 张学良的这种忧愤之情，在他与张治中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也有流露，因为自由的丧失给予他的痛苦和压力实在是太沉重了。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吧，作为他的老友的张治中，才力排众议，不顾风险，一再去到他的身边。在第二次拜访时，张治中还带领着他的全家，并不顾当时台湾官方的阻拦，毅然前往呢！　　第三次会见。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 ……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⒁ 张素我文章除写张学良外，着重谈了她对赵四小姐的印象，她说：　　赵四小姐人也很直爽，可惜身体不太好，瘦得可怜。她穿一件藏青呢的旗袍，一双自己做的鞋子。她是一个爱漂亮的人，这十年来居然能过这样俭朴的日子，也真难得。她告诉我们她年轻的时候是怎样因爱漂亮而拔去几个牙齿，以致口腔发炎，弄得没有办法，竟将牙齿全部拔掉，镶上假牙。今天可说是我们到台湾后最悠闲的日子，当父亲和张先生畅谈时，同去的各玩各的。我和母亲、斌妹、赵四小姐沿着小路上山去散步，走到一架一百五十米长的空中吊桥，斌妹和我毫不在乎地放大步子走了过去。赵四小姐有心脏病，简直不敢动一步，慢慢地叫一个人扶着，走了一节竟头昏眼花心跳不止，只得缩回。休息了一会，她见我母亲也平安地走了过去，于是她鼓起勇气，仍叫人扶着，勉强走过桥头。她说，到井上温泉已一年多了，从未去看吊桥，今天非常兴奋，竟能走过去，在她自己认为这是很足自慰的一件事。⒂ 不过，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不同，那时他目力虽已不如从前，但身体还算强壮；而且他是有胆量的，他不仅登山、过桥如履平地，对蒋介石对他的监禁，对蒋介石的威风，他也是无所畏惧的，当时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张学良来台时，已丧失自由十年了，如今又软禁在这孤岛上。张学良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平房，山峦环抱，树木葱茏。山林的鸟儿叽叽喳喳地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张学良看着飞鸟，心里浮起人不如鸟的感慨。于是，他捉了一只鸟，又买了一只笼子，把鸟放在笼子里，派人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收下了那只鸟笼，派人送来了一个更大的笼子，并捎来一句话：“你再捉鸟吧，我有的是笼子。”这就是著名的“鸟笼事件”。蒋介石直到临终的时候，也没忘记这件事，留下遗言：“不可纵虎归山。”张学良届时七十五岁，一位被囚禁了四十年的高龄老人，在蒋介石的眼里仍然是一只“虎”。……⒃ 另外，据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得知张学良希望得到自由时，还曾给他送过两样东西，这就是一本１９３６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拖鞋。蒋介石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这便是：１９３６年张学良在西安对他的不敬，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十年的刑期虽然一开始就未成立（一边宣判，一边下令特赦），即使那赦免是假的，他从那以后的实际被关押时间也已超过了十年，抗日战争也胜利了，可对张学良他并不打算释放，对他的幽禁还要继续拖延下去。可能有人会说，蒋介石的报复性也未免太狠毒了，这确实是一点不假的。可是，如今蒋介石不是已经死了十多年了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还得不到解决呢？过去人们都觉得奇怪，但前不久在美国举行的一次西安事变五十周年讨论大会上，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授汪荣祖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张学良之所以被长期软禁，是因为国民党不愿让他自由地讲话，以免影响蒋介石的形象。也有人说，是因于凤至在伦敦存有蒋氏“九·一八”事变时给张的十余件不抵抗密电，杀张或放张都会导致泄密，致使张终身软禁。这些看法有道理。当然，也有人说，从１９５９年开始，张学良在台湾已获得“有限度的自由”，对他的监视已不是那么严了，但这也正如汪荣祖所说的，再松弛的软禁仍旧是软禁。所以他在台湾始终是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来的。但在１９６３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台北他曾有幸会见了与他们父子均有渊远情谊的沈鸿烈。当时年已八十二岁的沈鸿烈（当年粤奉联盟时，他曾充任张作霖的代表。后任青岛市市长，山东省主席），因心脏病住在台北荣总医院，病室门上挂有“谢绝访客”的牌子，一般是不见客的。但他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竟被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据曾任沈鸿烈部参谋、现为民革成员的宁修本先生根据沈氏之婿宫守义从美国寄给他的文稿整理的文章谈，那次相见，两位老人还都慨叹不已，难舍难分呢！文章说：　　一日，随侍家人外出，其婿宫守义奉侍午餐，略事休息，即扶榻午睡。宫守义方阅读杂志，忽闻叩门声，恐扰病者清梦，即急趋前开门相迎，客问：“沈先生在否？”答： “正在午睡。”问答间客已径入，向病榻连呼：“成章！成章！”来客年约五、六十岁，仪容端庄，服装整饰，身体亦颇健壮。按说对曾任高职之人，纵已离职，仍宜以旧衔相称。沈氏退居后，见者多呼“伯”，“公”或“成章兄”。其婿忖度，来客差沈氏两旬，竟直呼其号，于礼似非允当。又念既肯来访，必是旧契。遂缓步轻声禀达： “有人来访！”时客已近榻，沈氏侧身注视，未审何种动力，不待扶协，即跃然离榻，握手抚肩，不知所可。俄而蹙额叹曰：“公何得来？又何知我在此？”客答：“（蒋）经国相邀来晤。”既坐，沈氏指客告其婿曰：“此乃‘张副司令’。”由于午睡方醒，语音较低，其婿未听真切，误为“张副师长”。按副师长年、职当属晚辈，今沈氏竟尊如父兄，而两人相见，殷切备至，当时甚为诧异。沈问：“经国怎知我来此间？”旋而又自释曰：“前日曾留一名片。”来客说：“今日为经国初度，饭时告我来此。”沈氏问：“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客未经思索直谓： “溪口把晤，已二十六年。”其婿忽闻溪口，联想语中经国，又谛视来客面容风度，始晤此人即儿时听说的张学良将军！随汉公同来之人，入室即静立门侧，缄默自矜。如为汉公随从，应待主门外；为朋友，当介绍入座。既知客为“张汉卿”，始悉此人之特殊身份，及其特殊任务。汉公先问沈氏病况。继谈及多年来历任公职转折，所言概有所闻，慨叹之情溢于言表。沈氏述及对汉公处境，无能为力，今老病缠身，此生已难为报，言之怆然，悲不能抑。汉公表示生活起居，尚无不便，坚嘱沈老安心养病，勿以为忧……⒄ 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张学良是个重感情、重友谊、特别是非常讲义气的人，不论是对朋友对部下，他都是满腔热情的。另方面，也可看出，他虽然也可以会客访友，但却总是有人“陪”，有人“随”，对他的“保护”也可说是无处不有时时有的。有人说张学良在台湾是自由的，只是不能到外国去，这是否属实，笔者没有调查。不过，近读张魁堂发表的文章，实际情况与上述说法完全是两回事，我想，结论还是不要下得过早为好。张魁堂谈了这么一件事：　　王冀先生曾来过北京。他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研究西安事变史的。他说，张学良住在台北，只有很少几个人可随时去看他。一是蒋经国，他没有当“总统”的时候，曾有时去看望，当了“总统”后就很少去了。一是三张一王聚会，即张群、张大千、张学良与王新衡。还有一个是何世禧。西安事变时，何是东北军五师炮兵营长。以后当过联勤总司令，在台湾是“国策顾问”。一般人要见张学良，先得经过王新衡。王冀先生与王新衡熟识，曾提出要见见张学良。王新衡知道王先生是研究历史的，同意他去但又不敢向蒋经国报告。王向蒋说王冀是王树常（东北军高级将领，曾任河北省主席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儿子，是教授，研究历史的，想见张学良。蒋经国反问王新衡：“王冀去见张学良有必要吗？”此事告吹。王冀先生谈到此事时说：“如果张学良罪重，就应该判死刑，既不判死刑，却又关禁了５０年，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傅晶女士写了一本张学良生平的书，她为找一张张学良的近照，去年１０月，去了台湾。以前她曾请求见张学良，结果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这次，她索性去闯门。１０月２３日中午到了新北投路７０号张的寓所，一按电铃，门未开，门对面房子里却出来了一个彪形大汉，挺胸凸肚，问她找谁。傅一看，对面房子挂着“警务处”的牌子。傅说：“找张学良。”大汉问她：“事先联系过没有？”傅说：“没有。”“没有联系过不能见。”傅说她从美国来并说明来的目的，还掏出了证件。但一概无效，只准许她在门口拍照片。看那大汉的神气（见照片——在发表此文的右上方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显示那是一处林木茂密的偏僻街道，旁边有一宅院，门挺宽大，但却是关得严严实实，中立一位穿连衣裙的女士，也许就是傅女士吧，靠边上那位双手叉腰、挺胸凸肚的男子，想必就是作者所说的那位彪形大汉了 ——笔者），就可想象张学良能有多少“自由”了。⒅ 每当想到这些，就更增添我对张将军的同情和思念。“渊沧壑暗蛟龙失，雨复云翻猿鹤愁”，将军何日归故里，将军何日得自由？每当想到这一切，田汉那首感人的诗，也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某公近从息烽过，带来将军消息多：挑灯辛勤读史记，下笔辄复成新歌。使君学圃岂得已，子牙垂纶空蹉跎，独疑胜利复员日，长系壮士将如何？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