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两年以来，我们已提到过，巴黎见过的起义不止一次。除了起义的地区以外，巴黎在暴动时期的面貌一般总是平静到出奇的。巴黎能很快习惯一切；那不过是一场暴动，并且巴黎有那么多事要做，它不会为那一点点事而大惊小怪。这些庞大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以提供种种表演。这些广阔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同时容纳内战和那种说不上是种什么样的奇怪的宁静。每当起义开始，人们听到集合或告警的鼓声时，店铺的老板照例只说一声： “圣马尔丹街好象又在闹事了。” 或者说： “圣安东尼郊区。” 常常，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 “就在那一带。” 过后，当人们听到那种阴惨到令人心碎的稀疏或密集的枪声时，那老板又说： “认起真来了吗？是啊，认起真来了！” 再过一阵，如果暴动到了近处，势头也更大了，他便连忙关上店门，赶快穿上制服，这就是说，保障他货物的安全，拿他自己去冒险。人们在十字路口、通道上、死胡同里相互射击，街垒被占领，被夺回，又被占领；血流遍地，房屋的门墙被机枪扫射得弹痕累累，睡在床上的人被流弹打死，尸体布满街心。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却能听到咖啡馆里有象牙球在球台上撞击的声音。好奇的人在离这些战火横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谈笑风生，戏院都敞开大门，演着闹剧。出租马车穿梭来往，过路的人进城宴饮，有时就在交火的地区。一八三一年，有一处射击忽然停了下来，让一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亲友越过火线。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那次起义中，圣马尔丹街上有个残废的小老头，拉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载着一些盛满某种饮料的瓶子，上面盖着一块三色破布，从街垒走向军队，又从军队走向街垒，一视同仁地来回供应着一杯又一杯的椰子汁，时而供给政府，时而供给无政府主义。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而这就是巴黎暴动所独具的特征，是任何其他都城所没有的。为此，必须具备两件东西：巴黎的伟大和它的豪兴。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可是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这次武装反抗中，这个大城市感到了某种也许比它自己更强大的东西。它害了怕。人们看见，在那些最远和最“无动于衷”的区里，门、窗以及板窗在大白天也都关上了。勇敢的拿起了武器，胆小的躲了起来。街上已见不到那种不闻不问、单为自己奔忙的行人。许多街道都象早晨四点钟那样，不见人影。大家都唠唠叨叨地谈着一些惊人的新闻，大家都散播着一些生死攸关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是国家银行的主人”， “仅仅在圣美里修院，他们就有六百人，在教堂里挖了战壕并筑了工事”，“防线是不牢固的”，“阿尔芒·加莱尔①去见克洛塞尔②元帅，元帅说：‘您首先要调一个联队来’”， “拉斐德在害病，然而他对他们说：‘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会跟着你们去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摆一张椅子的地方’”，“应随时准备好，晚上会有人在巴黎的荒僻角落里抢劫那些孤零零的人家（在此我们领教了警察的想象，这位和政府混在一起的安娜·拉德克利夫 ③）”，“奥白利屠夫街设了炮兵阵地”，“罗博和毕若已商量好，午夜或至迟到黎明，就会有四个纵队同时向暴动的中心进攻，第一队来自巴士底，第二队来自圣马尔丹门，第三队来自格雷沃，第四队来自菜市场区；军队也许会从巴黎撤走，退到马尔斯广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一次，肯定是严重的”，“大家对苏尔特元帅的犹豫不决都很关心”，“他为什么不立即进攻？”“肯定他是高深莫测的。这头老狮子好象在黑暗中嗅到了一只无名的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