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暑假，16岁的刘和去参加一个饭局，“我强迫自己在饭桌上变得老练一点，这样别人才会相信你，才会把兼职的机会给你。”刘和是成都一所211高校的学生，那一年，她赢得了兼职的机会。
刘和很少想过频频参加这样一些饭局意味着什么，她像往常一样继续着赚钱“养活自己”的日子。只是当她在周末和假期“抓紧挣钱”之时，班上家境富裕的同学则在寝室鼓捣代码、创建小型网站，或去参加艺术团，“他们的生活丰富很多”。
与此同时，班级里那些所谓“有钱人家”的孩子也对刘和刮目相看。“像刘和这样的同学，他们接触社会早，成熟并且经验丰富，将来不管是做企业还是从政，都非常适合，我们虽然现在过得开心，但将来就是干一个技术工种。”刘和告诉记者，虽然大家都不曾明说，但她很清楚同学们的想法。
不过，刘和并不喜欢这种“成熟”。读研[微博]的时候，刘和的一位同学与同实验室的一个男生关系处不好，于是刘和劝她，“你可以适当去迎合他一点，投其所好，不要有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想了想，“我觉得自己过早成熟了，有了心机，说的好听一些是更了解社会规则了”。
“还是不喜欢……因为，显得没那么青春。”她说。
社交网站的兴起，进一步将大学分成不同的“圈子”
过去的10年，互联网快速扩张，而社交网站的兴起，不仅颠覆了此前学生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校园生态，而且进一步将大学校园分成不同的“圈子”。
2007年，刘和大二，被称作中国版Facebook的人人网兴起，被认为是扩大个人社交网络的革命性尝试。刘和记得，当时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注册了账号。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刘和看到了那些有钱人家孩子的生活是如此的“潇洒”，“他们经常发各种各样的照片，化妆美照、主持经历、旅游、聚餐，都很美”。
这些是她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了解的，刚开始，她窃喜于能够了解别人的生活，并告诉自己要“见贤思齐”。但渐渐地，她开始讨厌这里，“差距太大，追起来很辛苦，还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到后来，她几乎不怎么再登录这个账号了。
湖南大学的一名讲师也有同感，她是2000年考进的大学。她告诉记者，“我们当时在网上真的在认真讨论文学、思想，不像现在。”她说，“除了口水，还是口水。”网络上聚集着的要么是“炫富帖”、“卖萌帖”，要么就是各式“愤怒的青年”。
“我是大三才有的电脑，有了之后就基本泡在网上。”刘和告诉记者，她的室友也一样，“大家上完课回来，电脑一开，就各玩各的了。” 而她所在的班级，除了唯一的一次集体春游之外，“平时都是小圈子一块玩儿”，甚至更多时候，是“各自为政”。
而10年前，也就是肖明刚读大学的时候，网络才开始流行。大一，每个班只有一两个人有电脑，大二大三之后，有一半的人都有了。那时候，聊QQ是件很时髦的事，后来又流行博客。在肖明的印象中，网络还只是他们大学生活的一小部分，主要还是面对面的交流，尤其是同班同学之间。相比于如今的班级活动难以开展，那时的集体活动几乎是班里全体参加。
在现实生活中，郑君并不愿和别人谈论自己。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对你的事情那么感兴趣，所以我不大去跟别人交流自己的内心想法。”但是，和刘和不同的是，他喜欢在微博上“自我纾解”，他说，他期望“有心人”的关注。
然而，“有心人”总是很少，郑君很多状态的评论为零。“有点自娱自乐吧。”他说。
他的室友王跃则喜欢在微博上去“分享”，“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会上传一些照片”。 相比之下，王跃的这种“多姿多彩”似乎更能获得关注。两人的微博粉丝量分别是106和4400。“微博粉丝量代表的是你的影响力，现在不少有钱的父母都花钱给孩子买粉丝，这样对以后的职业发展有帮助。”王跃说。
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地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
当然，同学乃至宿舍之间的分裂并不是总是和金钱相关，一些看不见的因子也会引发冷战，或者就算没有冷战，彼此之间也没有友谊，至少，他们暂时没意识到友谊的存在。就像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大一同学描述的，他最好的朋友不在自己宿舍，而在隔壁宿舍。进入宿舍之后，他只干三件事，洗脚、开关电脑和睡觉。这是一位男生，1995年出生。他告诉记者，进入大学之前，他没想过宿舍关系是什么样，父母曾经试探性地让他注意一下，别出现“马加爵”了，他一笑了之。
一些接受采访的老师对这样的话题比较反感，“平时饭桌上聊聊可以，但真把这些东西写出去有啥意义，我们一个办公室之间还有矛盾呢，那些大科学家之间也有矛盾啊。”停顿了一会儿，这位老师说，“我知道，你们理解的高校是象牙塔，本该是教育公平的地方，但她现在还是吗？”另一位高校教师的感受是，相比他读书上大学那会儿，如今的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又何谈差异？
而这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伴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不断增长，农村子弟进入名牌高校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到目前为止，985高校未曾对外公开其农村生源所占的比例，但面对舆论的质疑，这些高校近些年不断推出加大农村生源录取比例的举措，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问题的存在。
前不久，《蚁族》作者、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对外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除了进一步阐述此前已为公众所熟知的蚁族最新情况外，他在报告里第一次提及大学毕业生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该调查显示，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受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越高，质量也越好。比如，在家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占51.9%，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44.2%。而当家庭年收入达20万元及以上以后，拥有大专学历的比例下降到14.8%，拥有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比例增加到79.6%。这说明，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人群，受大专教育的比例越低，受本科及研究生以上教育的比例越高，换句话说，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子女受教育层次越高。
此外，个人毕业院校类型也随家庭经济水平的不同呈现出差异。该课题显示，家庭年总收入20万元以上的大学生中，毕业于211高校和985高校的比例为35.9%，而家庭年总收入1万元以下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仅为13.2%。与此相对，毕业于普通高校的比例在低收入家庭中较高，为69.8%，在高收入家庭中较低，为41.5%。这表明，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学校层次越高，受教育的质量也越高。
于是，廉思的课题组在报告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微博]制度所筛选出来的学子，仍然难以消除家庭经济地位的潜在影响，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地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
这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廉思课题组称，高等学校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是在其前与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人群中识别且筛选出来，而其后的社会等级制度却被巧妙地掩饰起来。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很多大学生还是坚信“知识和奋斗能够改变命运”。
正如一位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我们在校园里去奋斗生活费，他们去学习，这已经有差距了，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我们的财富呢！”
他是乐观的。
毕业后，他或他的同学或许会成为一名蚁族。廉思展示了一幅照片，是他在调研“蚁族”时的床头拍到的。照片是一面墙壁，墙壁上粘着一张纸，纸的一边写着：电脑、买车、学开车，另一边写着“第一个五年购房计划”：建筑面积53平方米，单价2万元，首付31.48万元，需要月收入八千元。纸的最下方是她和她男朋友的签字。
廉思说：“我相信，他们才是中国梦的新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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