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8岁的肖云（化名）遭遇性侵，人生从此与噩梦相随。40岁那年，肖云成为了一名儿童防性侵讲师。她讲了211堂课，是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1200多名讲师中讲课最多的一位。
2014年的一堂课后，肖云收到了一名小学女生的匿名短信，“老师，我已经有过性经历了。”她回拨过去，对方关机。
此后，每隔十几天，女孩都会用不同的号码给她发匿名短信，短信里满是痛苦、恐惧和挣扎。那所学校有600多名女童，最终也没追踪到是谁。
这成为肖云永远的心结——
她仿佛看见了八岁那年无助的自己。而在课上课下，这样疼痛的“映射”已不是第一次了。
肖云的志愿者同事梁超，将她的故事转发到朋友圈。就在当天，1000人的朋友圈里，有4人主动向梁超倾诉了类似经历。
2013至2015三年间，据“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
而肖云和梁超遇到的那些讲述者，还都存在于未曝光的案例中。
儿童性侵，你所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968起性侵儿童案，超1790名受害儿童
“老师的手放我大腿上，像钻头一样往上钻。”今年4月，湖南攸县男教师猥亵多名女童案件被新华社记者调查披露。受害女童小颜（化名）讲述经历时，止不住地浑身发抖。
小颜所在的班级有23名女童。数名当事人及家长向记者称，班内绝大多数女生都曾被时任班主任抚摸身体，部分学生甚至被带至教工宿舍被猥亵。
这并不是个例——
云南彝良县农村教师张某猥亵7名女童被刑拘；湖南永顺某乡镇学校校长猥亵6名女童被提起公诉；四川小学教师魏某多次对11名儿童实施奸淫猥亵被判死刑……
“女童保护”统计显示，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中，一人对多名未成年人施害的案件比例从2014年的15.51%攀升至2015年的28%。
根据“女童保护”网络监控数据的不完全统计，2013至2015三年间，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其中，受害儿童超过1790人，这一数据尚不包括表述为“多名儿童”等概数的情况。
而这仅是基于公开报道的数据。
事实上，社会与学界的共识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造成大部分性侵儿童案难以被公开。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是1：7。
换言之，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或许意味着7起案件已然发生。
2015年陕西宝鸡曝光一起猥亵案，受害人莉莉（化名）从6岁起遭继父猥亵近十年。莉莉的生母在多年前就发现猥亵事实，却未报警。
这一案例背后，另一个沉重的现实浮现：不少性侵儿童案在持续较长时间后，才被揭发。大量案例显示，性侵者的施害行为具有长期性，如果没有外界干预，不会自动终止。
危险的“熟人” “秘密”的魔咒
与小颜及她的同学不同，在肖云的童年“噩梦”里，性侵者不是老师，而是邻居。
八岁那年，跟随母亲生活的肖云遭遇邻居阿姨的丈夫侵犯，整整三年，放学都不敢回家。因为觉得丢脸，当时的肖云没有告诉父母和老师。
三十多年后，类似的悲剧在吉林女童幻幻（化名）身上重演。这一次，作案者不是邻居，而是幼儿园园长的丈夫。
那是2015年6月，6岁的幻幻被同学用铅笔刺伤眼睛。园长让其丈夫、幼儿园司机张涛开车送幻幻去医院检查。在路上，张涛给幻幻播放手机里的黄色视频，又将其诱骗回家，实施强奸。
事后，张涛告诉幻幻：“这是大爷和你之间的秘密，不许告诉别人。”
2016年1月，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宣判，张涛强奸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7年。
教师、邻居、校工、亲属……在诸多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几乎成为令人心悸的名词。“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更是让罪恶隐形的魔咒。
“女童保护”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曝光的503起性侵儿童案中，熟人犯罪442起，占比87.87%（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案例未统计）。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熟人犯罪240起，占比70%（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案例未统计）。
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儿童并获取信任，案件发生后，也更容易通过诱哄、胁迫等方式掩盖犯罪事实。
根据“女童保护”统计，在2013年的125起案件中，教师及校长作案43起，邻居及父母的朋友作案14起；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案的案件有96起，此类作案人员中40%为教师。
此外，家庭成员性侵尤为值得关注：在2015年曝光案例中，有29起恶性案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且因案情性质复杂、难以被揭发，多为长期施害。
“沉默”的农村，无助的留守
湖南攸县女童猥亵案中，班级内23名女生，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导致的沟通不畅，使这位教师的猥亵行为长达三年却没有被家长发现。
举报人小雨（化名）曾告诉记者，“老师专挑父母不在身边的同学下手。”
在不少案例中，与祖辈相依为命的留守儿童，成为性侵儿童罪犯眼里“最好欺负的对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开曝光的案例中，农村地区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沉默”——
在“女童保护”2014年统计报告中，受害的城镇未成年人高达409人，而农村未成年人171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42人。同样，在2015年统计报告中，受害者为农村儿童的仅占比23%，明显少于城镇。
专家表示，这并不代表儿童性侵案在城市更为高发，也不代表农村更为安全。
这充分说明，相较于农村，城镇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监护，使侵害行为更容易被发现。此外，城镇地区司法系统的完善、媒体活跃程度高、观念相对开明等因素，也使此类案件更大可能被公开曝光。
“女童保护”志愿者在深入山区、乡村等实地考察、授课发现，由于家庭主要成员长年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儿童长期缺乏家庭的完善监护。此外，农村学校及社区的自我保护教育及基础生理教育较为落后，甚至存在空白。
恐吓与偏见：罪恶的“遮羞布”
在江西南昌县，留守女童小万（化名）遭遇多次性侵，却长久沉默。
直到小万的父母过年回家，发现孩子精神异常，又看到小万手机里多次出现骚扰电话，才惊觉悲剧。
沉默，是不少受害儿童甚至是家庭的常态。它首先源自于施害者的恐吓与胁迫。
据小万姑姑讲述，在初次性侵后，罪犯用手铐将小万铐起来，并迫使她写下了自愿书、家庭地址和家庭成员姓名。小万被罪犯恐吓，如果说出此事，就将其杀害，再杀掉其家人，因此始终不敢求助。
沉默也源自于大环境的偏见。
在湖南攸县猥亵案中，举报者小雨和家长一同前往受害同学小琴（化名）家中反映情况，希望能联手举报。随后，小琴母亲却勒令女儿不可声张，称小雨“思想龌龊”，不许女儿再与其交往。
小琴母亲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种社会偏见。几年前，在广西玉林市兴业县，13岁的留守女童晓雪（化名）遭遇至少10名中老年人性侵。晓雪的父亲报警后，多人获刑。
此后，据媒体反映，晓雪一家却遭到了整个村庄的孤立，关于晓雪的风言风语，让幼小的她饱受歧视与排挤。
社会偏见造成的二次伤害，既隐形又压抑，让受害者及其家庭在诉诸法律后，却不得不“负重前行”。
“受侵害往往成为了孩子的过错。”曾接触过十余起儿童性侵案的律师李莹说，社会舆论对受害儿童的“污名化”，给孩子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精神伤害。
李莹曾接手了轰动社会的百色助学网创始人王杰性侵贫困女生的案例。其间，起诉的女孩被认为给家里丢人了，甚至被要求“滚出去”。
“为什么很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因为传统舆论会谴责她们，舆论也许会把报警、起诉的人淹死。家庭和社会无法给她们保护，所以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李莹说。（采写记者：袁汝婷 李双溪 沈洋 庞书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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