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布2013年将是“史上最难就业季”时，辽宁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生张岳已经投了两个月简历。张岳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那些很快录用他的公司，即使他不是大学毕业生，也会录用他;而那些薪资优厚、名声在外的企业，他这样的二本毕业生，只能踮起脚尖从远处望一望，人家却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
他是将于今年7月走出高校的699万应届毕业生之一。这个数字是近十年来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总数的新高。2012年，共有680万毕业生走出校园，2011年是660万，而10年前的2002年，这个数字只有145万。
“我不会成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遇难者吧?”张岳曾不止一次问自己。此前，他投简历应聘的单位包括了餐饮、食品、电器销售连锁店、知识产权代理、保健品销售等。然而他的本科专业是旅游管理。
“我没什么理想，只要一份提供五险一金，月薪两千多块的工作就行。”他说。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李琳也处于四处奔波的焦虑中，不过她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在自讨苦吃。“户口、薪水、在哪个城市，我都不在乎，”李琳承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希望毕业后能转行去做一名数据分析员，“我只希望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但事实是，无论是李琳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张岳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似乎都在2013年的漫长春季感受到了寒意。据第三方调查机构北京麦可思公司的数据，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
高校毕业生求职，近几年来从未像今年这样引起全中国关注。然而研究者认为，这个数字及其带来的后果被夸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远不应该获得这样大的关注。
“就业率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以一个数字来做结论性的判断。”长年从事就业市场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说，“事实上，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数字是调查失业率，但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公开数据。”
二本“泡面小子”
23岁的张岳出生在沈阳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至今仍靠种地为生。2009年，他考入大学，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算上学费，张岳一年的开销是两万元。他的父母一年也就能赚这么多。
上大学的意义是什么?张岳的回答是：“找个好工作，不再让父母操心。”他对“好工作”的定义也很明确：五险一金。“至少要有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会有优惠。”
四年前，一入学，学校便告诉他们，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4%，张岳觉得很高兴，“我觉得自己毕业时还不至于成为那不幸的6%。”
然而，当他迈入毕业求职大军时才发现，要避免成为不幸的人，他或许开始得太晚了。
当初选择旅游专业是觉得这个专业可以游山玩水，但大三为期一年的实习后，他失去了兴趣。“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琐碎的事情，毫无成就感。”但对于未来做什么，也毫无概念。
和他的多数同学不同，张岳很少逃课，不过对死板老旧的课程提不起兴趣(他后来实习时发现，这些课程毫无用处)，经常在课堂上睡觉。他的同学们大多迷恋打网络游戏，常常整夜奋战在电脑屏幕前，期末考试前临时抱抱佛脚，“及格就行”。不过张岳对网络游戏也没兴趣，他唯一的爱好是踢球。
四年一晃就过去了，当求职也像期末考试一样最终到来时，张岳们终于发觉，这是一场不能靠临时抱抱佛脚就及格的考试。
张岳最初将目标锁定那些名气大的企业——那些“上过央视广告的”的品牌，农夫山泉、海尔、乐购……但投出的简历大多没有回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苏宁电器招聘，面试官得知他没有通过英语四级后，就把他晒在一旁。“卖电视空调也需要说英语吗?”张岳愤愤不平。看到米其林公司的工人岗没有英语四级的硬性要求，他投了简历，居然也被拒了。
也有人表示愿意接收他。
张岳曾通过了一家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的面试，入职前要接受一天培训，培训内容是如何用电话营销的方式短时间内成为富翁。参观公司过程中，张岳看到公司员工们挥拳疯狂高喊：我们能吃苦，我们能成功!“天呐，这不是传销公司吗?”他吓得逃跑了。
另一家痛快答应录用他的公司是一家药企，不过张岳很快发现，这家所谓的药企，不过是卖些忽悠老年人的高价保健品。骗人的事可不能干!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了。
几个月下来，张岳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那些很快录用他的公司，即使他不是大学毕业生，也会录用他;而那些薪资优厚、名声在外的企业，他这样的二本毕业生，只能踮起脚尖从远处望一望，人家却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
“四年花8万上个大学，难道就找一份高中生就能干的活儿?”张岳越想越难受，在同学聚会上爆了粗口，引起了同学们的共鸣。一人抱怨，还不如去工地搬砖头，一天还能挣150块;另一个则后悔上了大学，远在老家的弟弟高中毕业就工作了，现在有车有房。
最让张岳难过的是父母电话里的唠叨。他们不断举出村里老张家的儿子或老李家的闺女目前的工作有多体面的事实，希望以此激励儿子。
但这种效果有时是相反的。张岳同宿舍的几名会计专业毕业生，都靠父母在当地的关系，早早与家乡所在地最好的银行签了约，“扣完税有三千多块，福利好，说出去也有面子”。张岳的父母当然无法给他提供这样的帮助。他并不抱怨，但提起别人时，也毫不掩饰羡慕之情。
找工作的日子里，张岳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在网上浏览沈阳的招聘信息，看到提供五险一金的，就发一份简历，上下午各参加一场面试，中午在路边凑合一顿。如果回不了位于鞍山的学校，他就在沈阳朋友家借宿，简单吃碗泡面当做晚餐。
“请叫我泡面小子。”他苦笑地自嘲。
张岳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那些很快录用他的公司，即使他不是大学毕业生，也会录用他;而那些薪资优厚、名声在外的企业，他这样的二本毕业生，只能踮起脚尖从远处望一望，人家却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
是就业严峻，还是你本身严峻
在国内最大知识问答网站“知乎”上，“2013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何如此之低”吸引了1700余人关注，100余人直接作答，部分回答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广东惠州学院网络工程专业的2013届毕业生叶泰林。他一共只在知乎发起过5个问题，其余4个都没引起什么注意，而这个问题获得了超2万次的浏览量。
发布这个问题时，叶泰林刚和同学们完成一次既是吐槽又是争论的交流。这个二本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因地缘关系，几乎都到深圳打拼。然而今年，他和几位同学投了五六百份简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好不容易有家企业接收了他的一个同学，但月薪仅有三千。叶泰林不否认，应届生求职成功与否与求职者的心理预期有很大关系，“但靠三千元的工资在深圳生活太艰难了”。
他本是想在知乎上寻求一些过来人的帮助，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意见大致分为两派，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状况源于中国多种社会问题的逐年累积：经济下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以及高校教育与市场的严重脱节等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就业率再低的社会，也有人能找到工作，就业率再高的社会，也有人没有工作，万事需从寻找自身问题入手。
“先想想自己为什么没有企业要，再想想是不是有企业要你，但是你嫌工资太低活太累专业不对口所以不去?”这是获“赞”最高的回答中，被涂成黑体字的一段话。这个答案来自一个应届毕业生，他自称在上学期间就意识到，学校所教的课程“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于是选择放弃课程，泡图书馆，去公司实习，尽可能接触最新的知识，并努力“接单”，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
最后，这个动画专业的毕业生，很快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设计工作。“投了10个简历，8个打来电话约面，最后4家开offer，于是挑了我最满意的去了，工资比我们班排第二的高三倍，所以不是就业形势严峻，而是你自己本身才严峻”。
引起最大争论的是国企HR(人力资源工作人员)袁丽的回答。由于在回答中多次提到了招聘中的985和211标准，她被许多有“大学”“本科”等标签的人抨击为“带有强烈的优越感”。
985，是1998年5月提出的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重点大学工程，全国共计40所;211的提出则是在1995年，指建设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大约100所的高等学校。袁丽在回答中说，她所在的国企，只招聘硕士生，不过必须是本科和硕士都在985和211高校就读。
争论焦点从“985和211的文凭真的那么重要吗”，发展到企业用此作为筛选标准是否合理，再发展到全国各地区高考[微博]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我们班排倒数的人移民[微博]海南考上了上海交大[微博]……高考大省的人真是生出来就低人一等。”一位网友评论说。
这些反馈让袁丽吃惊。她原本想表述的是，尽管号称今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她所供职的公司没有缩招，并计划趁此机会招些往年招不到的优秀毕业生。结果是：与往年没有多大差别，“招不来的依旧招不来，能招来仍然是几所固定高校的毕业生”。
“我们招人不限制身高长相性别等等，唯一的要求是具有较高水平的科研素养和设计能力。”袁丽说，“我们的招聘简章中不限定985和211，但重点高校的学生确实比普通高校更有竞争力。”但她又说，“不过，即便是211和985，科研能力高的人也不多。”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今年第一次进清华[微博]开了招聘会，最后一个人都没有招到。
在这些关于学历、标准和社会不公平的讨论中，另一位民企HR的回答被淹没了。
“2012年11月，我们在东北五校的校园开宣讲会，公司工作人员冒着大雪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前去，结果发现，偌大的教室里面只有三四十人，很多学生不来的理由仅仅是‘太冷’，”他写道：“双选会时，我们开出的工资和需求都是隔壁国企的两倍，但依然是那边排成长龙，我们这边门庭冷落……同学们，你们是真的想要找工作吗?”
北京科技民营企业老板厉刚也没有感受到最难就业季的寒流。“我们公司包吃包住月薪3500元，居然没有人愿意来。”不仅如此，他确定的两名面试者也爽约了。一个打来电话解释理由：公司所在地太远了。另一个则干脆关了机。厉刚表示无法理解，“就是普通高校的，还不是985、211的毕业生。”
不过他不觉得可惜，“十几年前我本科做的基础实验，现在连研究生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学生招来了，估计也会是个麻烦。”
张岳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那些很快录用他的公司，即使他不是大学毕业生，也会录用他;而那些薪资优厚、名声在外的企业，他这样的二本毕业生，只能踮起脚尖从远处望一望，人家却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
每年50万“待定族”
在一片“最难”的呼声中，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丁大建却不以为然。
“2013年是不是史上最难就业季，还不好说。”他从事中国就业研究已有十余年，“事实上，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持续很多年。”
现实中，毕业生就业率也不能反映实情。因就业率与招生规模、专业设置息息相关，于是，不少高校规定，只有签了就业协议，才允许学生参加论文答辩，很多学生被迫在没有真实就业的情况下，提交假的就业协议，因此，许多高校自行统计的就业率并不真实。
“比如今年，我去问一些高校就业指导老师，情况怎么样，都说今年很难。再问，难在哪里?回答说，招聘企业来得少了些，招聘岗位少点儿。再问，那究竟是差多少?回答，这个还是没有数。”丁大健说。
从历史角度看，丁大建认为，最难就业季曾出现在2003年和2004年，那是扩招后的前两批大学生毕业。在那之前的10年里，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仅有数十万。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后，2003年的毕业生一跃达212万人，2004年达280万人。
“大学毕业生通常是看本专业师哥师姐们去哪些单位，做哪些职位，招聘单位对哪些岗位招收什么专业大学生也有定势。当大学生供给突然急剧放大，供求双方都出现了心理预期的落差，用人单位立刻牛起来了，毕业生接受不了大学生一下子不值钱了。”
扩招后，高校毕业生人数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而据麦可思调查，在这种高校毕业生高位运行的状况下，每年都有大约50万找不到工作的“待定族”;逐年累积下，699万毕业高峰虽然让人有些吃惊，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早晚的事。
在丁大健看来，中国还没有哪个社会现象融合了如此多的社会问题：国家生育政策的影响、高校教育目标的功利化、经济结构与人力结构的脱节、社会就业价值观念的扭曲……
比如，麦可思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娇查阅历年调查数据发现，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几乎所有专业的签约率都呈下降趋势，劳动力市场需求减弱时，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刚走出高校的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此北京为例，2013届毕业生只比去年增长不足万人，但用人单位的需求减少得更多，共少了1.6万个岗位。
中国汽车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杨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发现许多没有教学基础的高校，也会开设汽车工程专业，询问原因后得到的回答是：这个专业容易招生。“但这些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
虽然很多一线生产工人的工资已经远远高于大学毕业生的初始就业工资，许多家庭仍然希望孩子上大学，哪怕是三本。家长[微博]的普遍心理是：不能上高职，那是工人，工人不算人才，坐办公室的才算人才。于是，一方面是高校本科毕业生求职难，另一方面是技术工人就业市场严重紧张。
当然，就业机会从来就不是均衡的。
清华大学[微博]经管学院一项“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的课题，选取了10所211院校，9所非重点院校，调查了6059名学生后，得出结论，“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着正向影响”。
这些学生中，有14%的学生父母至少有一人为官员。数据显示，父母是官员的学生的起薪高出13%，差额大约是每月280元。
尽管丁大健不主张对2013年的形势过分担忧，但他的结论似乎也不让人乐观。
“大学生就业难现象还将持续较长的时期，根本性的改变不会短期内出现。未来几年，大学生毕业规模将达到每年700万人以上，而经济增长速度却难以重回10%以上。”他说，“计划经济时代靠行政安排就业的做法行不通了，关键还是要靠市场，靠经济的稳定发展、转型升级，以及提供更丰富准确的就业信息服务，依靠就业市场的多元化供求主体自主决策，最终化解大学生的就业难。”
无论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学生被称为“天之娇子”的时代正在远去。高学历或许依然是家族的荣光，但也很可能转身变成家庭的负累。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的预测是：未来十年，中国将有40%的大学毕业生进入蓝领和灰领岗位，成为知识型工人、农民和商业服务人员。
但个体的困难总会以某种办法解决。
经过三轮面试后，张岳也成为一家深圳电视多媒体公司的沈阳销售主管，试用期月薪1800元，外加五险一金。“我只能劝父母，现在的任务是长经验，先就业再择业。”与其说在劝父母，他更像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他给自己写了一句话：我就是一个鸡蛋，辛辛苦苦给自己找了一个坡儿，就要试试自己到底能滚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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