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700万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每年9月至10月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入职的最后一波高峰期，不少“90后”大学毕业生开始尝试自由撰稿、开网店、当管家、做家教、教钢琴、教画画、教游泳……工作不再限于投奔企事业单位，方向不再限于考研、考公务员，隐性就业正在成为拥有专长和技术的人才的一种新就业形式。
隐性就业同时可创业
毕业于山西旅游职业学院的王文璐已经在家晃荡了一年多，一直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让她产生了先“喘口气”的想法：“看现在的情形，找合适的工作太难了。我准备在网上先开个小店，有空的时候再充充电。”她表示，身边有个在网上开店的朋友，经营走上正轨后挣了不少钱，所以她也下定决心专心打理网店了，“赚钱不赚钱先不说，我也试试，至少算份自己的事业！”
毕业于大同大学的于婷婷，在学校各方面都很出色，却因为学校名气不够响亮而四处碰壁。朋友介绍了一份短期工作给她，就是翻译。凭着出色的外语水平，她很快完成了这份工作，报酬是1000元。这件事情让她茅塞顿开，“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公司就职呢？”有时她还会不固定地接手一些自由度较大的工作，比如做做婚礼主持人，虽然不稳定，但每月也是笔不小的收入。“和过去相比，生活也变得很有趣味，”于婷婷说，“但我不会一辈子都这样打零工的，将来可能的话我想开一家翻译公司。现在我还在学习日语，想趁年轻，多学一点东西。”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讲师李隽说，“90后”“隐族”多数家庭环境还过得去，可以自由支配生活的条件相对比较成熟。跟“70、80后”相比，“90后”活得更加自我，认为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很重要。据了解，目前越来越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加入到隐性就业者行列，他们大多学的是设计类、艺术类、体育类、翻译类和技术类等工作性质比较灵活的专业。
李隽表示，就业形式正在向多元化发展，隐性就业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究其原因，其一，每年数百万的大学生涌向职场，求职竞争压力大，能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极其不易。其二，求职者的就业观念和形式发生转变，现在的大学生在就业时更多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其三，社会对劳务的需求呈现多样性，这为隐性就业者的出现提供了市场空间。
隐性就业不是失业，而是就业甚至是创业，是新时代造就的新的就业形式。这种就业形式是对“显性就业”的一种有效补充，丰富了劳务供给方式，分流了就业压力，减缓了社会焦虑，也为经济注入了活力。
隐性就业背后存隐忧
采访了众多隐性就业者后，记者明显感觉到多数人的内心缺乏安全感。尽管有不少人每月赚的钱与在公司就职差不多，甚至更高，但“不知能干到几时”的说法却屡屡听见，显然这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家住阳泉市矿区的曹艳梅女士说，女儿小静非常享受自己“自由职业者”的生活状态，工作时间随意，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她经常浏览网络上媒体的约稿版面，选择合适的题材投稿。面对小静的悠然自得，曹女士却是“心慌慌”。“没有四金没有保险，总是没着没落的。”而且，有时稿费能不能顺利拿到手也让人担心。“女儿的同学曾帮人翻译资料，辛苦了两个礼拜，发过去之后那边人就再也找不到了，一点证据都没有。”这种隐性就业者经常忽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此，李隽表示，只要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应该签署劳动合同。一旦劳动合同缺失，双方不构成契约关系，劳动者的权益就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我的画画班挺红火，赚钱也不少，自由自在的，比很多上班族都要好，但我家里不是很认可。”毕业于西安三资职业学院的郭欣就生活在家人的不理解中，“他们觉得这是不务正业，还是应该找一份稳当工作，我妈老是质问我‘要是生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接不到活儿了怎么办’。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稳定的工作不好找，我有时候想到将来，也挺闹心。”
市场经济由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隐性就业者积极面对就业形势，寻求突破，自食其力的态度和市场精神相契合，其乐观的态度和奋斗精神值得肯定。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大学毕业生中的隐性就业者将进一步增多，将来也可能由非常态向常态转化。
但是，目前隐性就业者背后的权益保障缺位，社会缺乏足够的理解、支持也是不争的事实。李隽说，隐性就业不便于政府管理，就业者的个人社会保障不足。之所以称之为隐性就业者，是因为他们的职业状态并未反映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记录或其他管理劳动就业的形式中。如果就业统计方法能随着就业形式的变化而调整，“隐性就业”可能就成为了“显性就业”。如果社会保障方式能考虑到各类就业人员的需求，也许这些就业者的社会保障也不成问题。
从制度上保护隐性就业者
由于隐性就业族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往往也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其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护，这就需要社会从制度上来保护他们，同时加强就业引导。李隽说。
尽快建立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大学生隐性就业者“应保尽保”。在市场化的就业环境下，不管什么性质的用人单位，都必须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金。同时，加大征缴和稽查的力度，利用国家强制力量向所有用人单位全额征缴社会保险金；对于少缴或拒缴者，加大其“违约”成本，依法给予严惩。只有这样，隐性就业者才能解除后顾之忧。
切实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确保隐性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在招雇隐性就业者时，有不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的，有合同条款明显不利于被招雇者的，还有不完全履行甚至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对此，劳动部门应该加强监管，使大学生隐性就业者有能力、有条件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地谈判，尤其是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补偿，而这样的用人单位也必须付出经济上和声誉上的代价。
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使其眼光不只局限于大城市。大学生隐性就业的出现并增多，源头在于大学毕业生竞相进入大城市谋职创业。过多的毕业生集中于大城市，对用人单位来说，确实有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极有可能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一方面是大城市的人才贬值，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在基层、在边远地区、在艰苦岗位上，对大学生有着大量需求，却鲜有人“屈就”。面对人才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可以从择业观教育入手，使大学生认识到基层蕴藏着无数的成才机会，在大城市就业市场已趋于饱和的情况下，选择到基层是理性的、现实的；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可以在给予服务基层的大学生更多优惠政策的同时，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不仅要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且能为他们今后的优先发展和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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